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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政策退出”更可怕的“退出”

政策退出更可怕的退出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

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

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

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7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郑永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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