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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咨询》——宏观纵览资料专递(2018年第22期)

《信息与咨询》——宏观纵览资料专递(2018年第22期)

江西省图书馆编
二○一八年十一月

目录摘要
观察
 【宏观】民企贷款设定“一二五”目标
 【宏观】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引发金融风险
 【行业】险资密集设立纾困专项产品
 【行业】银行理财收益创17月新低
 【区域】多省份派发万亿元减负红包
 【区域】煤炭山西转型可期
 【海外】韩国现13年来最严重失业潮
 【海外】一战结束百年 美欧关系再临考验

 


要闻
国内
 商业类央企混改比例已超过70%
 量子通信“武合干线”建成贯通
 财政收入年内首现负增长
 多家银行违规输血楼市吃罚单
 年初以来证券从业人员减少4708人

国际
 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公布
 美国10月财政赤字破1000亿美元
 东盟国家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 美联储按兵不动重申渐进加息
 欧盟调低2019年增长预期

 

10月社会融资跳水将近“打三折”

编者按:
  10月份社融跳水,新增7288亿,约为9月份的三分之一。10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增量仅为868亿元,较8月的4106亿、9月的7389亿大幅降低,对社融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直接融资方面,债券融资尚处于较低水平,股市持续低迷,股权融资也继续保持低位。此外,表外持续收缩且降幅有所增大,进一步拖累社融增速。
  继9月份新增2.2万亿社会融资规模后,10月份社融跳水,新增7288亿,约为9月份的三分之一。
  11月13日,央行发布10月金融数据,中国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6970亿元,前值13800亿元;社会融资规模7288亿元,前值22054.13亿元;10月M2同比8%,前值8.3%,M1货币供应同比2.7%,前值4%,M0货币供应同比2.8%,前值2.2%。
  央行9月起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在新的口径下,新增社融仍不及去年同期水平。中信证券债券分析师明明分析认为,10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增量仅为868亿元,较8月的4106亿、9月的7389亿大幅降低,对社融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直接融资方面,债券融资尚处于较低水平,股市持续低迷,股权融资也继续保持低位。此外,表外持续收缩且降幅有所增大,进一步拖累社融增速。
  非标持续压降 社融再创新低
  具体数据来看,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7288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4716.00亿元,环比减少14766.13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7141亿,同比增加505.7506亿,环比减少7200亿;外币贷款减少800亿,同比多减756.087亿,环比多减130.013亿;委托贷款减少946亿,同比减少992.271亿,环比多增483.3244亿;信托贷款减少1273亿,同比减少2292.15亿,环比多减364.432亿;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453亿,同比多减465.108亿,环比增加94.3339亿;企业债券增加1381亿,同比减少100.738亿,环比增加893.6242亿;股票融资增加176亿,同比减少425.35亿,环比减少96.03亿。
  申万宏源研究院团队测算,非标融资持续压降,占新增社融比重再创新低。10月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票据同比分别少增992亿元、2292亿元、57亿元,合计同比少增3341亿元,前10月合计少增2.53万亿元,年初至今占新增社融比重-15.7%,较9月占比再减少0.7个pct。
  信贷低于预期
  10月新增人民币贷款6970亿元,同比多增338亿元,环比减少6830亿元。
  其中短期贷款新增773亿元,同比多增95亿元,环比减少6830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064亿元,同比多增1442亿元,环比减少3459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5159亿元,同比减少917亿元,环比减少2950亿元。
  10月居民新增贷款较上月显著回升。10月居民新增贷款5636亿,同比多增1135亿,环比减少1908亿。其中居民短期贷款增加1907亿元,同比多增1116亿,环比减少1227亿;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3730亿元,同比增加20亿元,环比减少579亿元。
  “居民部门中长期贷款乏力,意味着当前居民购房意愿可能降低,未来房地产销售及房价可能承压。”国泰君安研究团队认为。
  具体来看,企业新增贷款1503亿元,同比减少639亿,环比减少5269亿。其中企业短期贷款减少1134亿元,同比减少1021亿,环比减少2232亿;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1429亿元,同比减少937亿元,环比减少2371亿元。
  企业方面短长期贷款均减少,票据融资仍为主力。企业短期贷款同比减少1021亿元,中长期贷款同比减少937亿元,但本月票据融资较去年同期增1442亿元,“票据仍为当前企业贷款的主要贡献,而短期贷款的减少或受到票据融资的挤出。整体来看,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同比减少显著,说明当前信用扩张仍存在困境。”国泰君安研究团队判断。
  联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由于9月季末月有考核压力,信贷项目集中释放后带来的暂时性短缺及国庆假期影响下工作日明显偏少的原因,10月信贷环比大幅下滑应当也在情理之中。
  “但因为今年非标(信托贷款+委贷)大幅收缩,社融对于表内信贷的依赖度在90%以上,在近期集中快速释放的一系列强刺激政策作用下,大家对于信贷扩张支撑社融企稳的预期被打的非常高。”因此,李奇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10月份略超以往的7000多亿信贷对社融是偏低的,对市场而言,是不及预期的。
  央行降息节奏或将加快
  社会融资和人民币贷款的数据,引发市场对于未来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方面的猜测。国泰君安宏观团队认为,10月社融和信贷数据继续走弱,说明当前货币政策疏通仍十分必要,也存在空间。
  “在信用扩张通道打通以前央行仍将以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财政共同发力,此外未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问题,降息政策或可期。”中信证券明明债券团队表示。
  在第三季度的货币执行报告中,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央行新增“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的提法,体现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边际新增之一是微观传导机制的疏通。
  国泰君安宏观团队表示,当前,微观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无法向信用演变的核心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市场预期不稳定、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融资渠道收窄,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债务违约-信贷融资难度加大”的负向循环,进而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与融资环境变化相互强化。
  后续,其认为,一方面央行降息节奏可能加快,来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预计央行将通过宏观审慎评估、多种工具和机制创新,纾解当前民企为代表的“融资难”问题,打破负向循环,具体的政策方向包括: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持续扩围,为民企融资增信;针对金融中介的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等规模放量。结合金融中介MPA考核,推动其为企业放贷;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担保品范围等扩大等。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社融和信贷增速有望在2019年上半年企稳回升。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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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数字

10月经济运行平稳但暗藏症结
  10月工业增长5.9%,社消增长8.6%,出口增长15.6%,固投增长8.02%。10月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长拉动整体投资微升,进口和工业增速表现良好,经济运行平稳。然平淡之中暗藏症结,消费增速低于预期,虽有“双十一”、进博会等导致的消费延迟因素,但需求不足确实在汽车、手机等行业反映出来,刺激消费政策还需加大力度,调结构越痛越不可放松。
 
(来源:中宏网)
10月房地产投资回落至7.7%
  10月,地产投资同比增长7.7%,较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增速降至14.7%;竣工面积降幅进一步扩大。10月销售面积增速延续负增长态势,土地成交继续回落。同时,货币化棚改政策的调整,对抑制三四线城市地产热起到了关键作用。央行未来将严控购地加杠杆行为。在市场降温、资金收紧的背景下下,四季度地产投资将延续下行态势。

 
(来源: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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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视点

李克强:进一步推进农田水利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1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促进补短板领域有效投资,强化规划布局,突出提升防灾抗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推进农田水利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要压实各级政府责任,深化相关改革,加快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农田建设管理新体制。要建立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强建设资金源头整合,大力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日常管护的积极性。


郭树清:千方百计构建银企命运共同体
  近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要推动银企双方特别是金融机构形成“银企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思想。民营企业是银行的战略性业务客户,成长潜力极大,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就是帮助金融业迈过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个重大关口。金融机构要充分、清醒地认识到服务好民营企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构建银企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同兴共荣,共同发展。

宁吉喆:尽快启动第四批混改试点
  1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截至目前已推出三批共50家混改试点示范项目,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释放更大空间。扩大试点范围,在做深做实前三批50家混改试点基础上,尽快启动第四批试点,持续释放试点示范效应。重点在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完善配套政策,探索适用于“混改后”企业的国资监管新模式。

陈雨露:将进一步加强与中亚国家投融资合作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中亚投资论坛上表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已进入新时代,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有更深入的合作空间。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和国际金融机构、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中心及其他伙伴的合作,为中亚地区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方星海:支持中小微企业登陆新三板市场
  11月8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支持中小微企业登陆新三板市场,通过挂牌融资、并购重组等方式规范发展。新三板是定位于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平台,是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内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可以通过主办券商申请挂牌,不受所有制、行业等限制,也可以尚未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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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我国打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日前生态环境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要求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强化污染治理、循环利用和生态保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投入品减量化、产业模式生态化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突出短板。
(来源:农业农村部)

六部委:开展低速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
  日前,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低速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
(来源:工信部)

工信部印发《通信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意见》
  工信部印发《工业通信业标准化工作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意见》,在信息通信领域,提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5G、物联网、云计算等)、智慧城市、北斗卫星导航、通信工程建设、网络互联互通、电信业务服务等领域标准化合作的重点任务。在互联网+先进制造业领域,提出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领域推进标准化合作的有关措施及方向。
(来源:工信部)

发改委印发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围绕改善提升汉江流域生态环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围绕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打造美丽、畅通、创新、幸福、开放、活力的生态经济带。
(来源: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启动人工智能揭榜工作
  11月14日,工信部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方案》,提出在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语音交互系统等17个方向及细分领域,开展集中攻关,重点突破一批创新性强、应用效果好的人工智能标志性技术、产品和服务。
(来源: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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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民企贷款设定“一二五”目标
编者按:
  11月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透露,下一步,银保监会将从“稳”“改”“拓”“腾”“降”等方面入手,解决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民营企业信贷风险高是不争的事实,信贷损失都由银行承担可能影响长期投放意愿,目前各地方政府政策性担保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央政府层面成立的国家融担基金,将帮助商业银行分散民企信贷风险。
  “‘一二五’目标是监管鼓励的一个整体方向,而不是具体监管指标,并不要求每家银行都必须达到。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增速,会引导银行增加对民企的融资,但是并不意味着降低贷款标准。”11月10日晚间,监管人士向市场解读“一二五”目标的真实含义。
  此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两度喊话纾困民企,还送出“一二五民企信贷大礼包”。11月7日,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首提民营企业新增贷款“一二五”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随后,郭树清就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答记者问再提“一二五”目标,并将其与小微企业贷款的“两增两控”相提并论。他指出,这将是针对民营企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的类似的政策目标要求。
  不过,市场随后出现一些误读,例如,忽略了对民企新增贷款这一关键点,认为即将出现对民企的“天量”信贷投放,去杠杆政策出现转向;又例如,“一二五导向”将被落实为硬性指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一刀切”等。
  监管为“一二五”划重点
  上周五,随着“一二五”目标提出,A股市场银行股大跌,其中上海银行、招商银行跌幅超4%,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宁波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跌幅均超3%。
  多位银行业专家分析认为,银行信贷作为本轮纾困民企体系中的“一环”,将银行认定为民企“背锅侠”是解读过度。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一二五导向”只是优化改善民企融资体系中的一环,不能简单理解为银行信贷是解决民企一切问题的方法,把银行当作“背锅侠”这个理解是过度的。
  曾刚称,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很多要求,包括疏通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渠道、加强对商业银行考核,以及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属于综合施策,“一二五导向”是众多政策中的一个。仅就金融层面,除了银行信贷,央行设立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证监会对公司债发行的便利措施、支持券商设立化解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支持民企发展的资管计划,以及银保监会放开保险专项计划支持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等,都是疏通信贷以外的其他融资通道。
  “这不是监管考核指标,部分银行早已实现目标,对银行资产质量影响有限。”11月10日晚间,接近监管人士指出。
  上述接近监管人士表示,首先,分母是银行业新增的公司类贷款项下,而非全部贷款。
  其次,不会对各家银行提具体指标,部分银行早已实现目标。“一二五”并非是对每家银行的硬性考核指标,而是整个行业的方向性指标,也不会对单家银行提出具体指标,重点在于对授信政策全面重检,对可能不利于服务民营企业的规定、条款进行修订或废止,一视同仁地对待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
  第三,不同情境下的压力测试显示,对银行资产质量影响有限、信用风险可控。业内在不同情境下的内部测试显示,提高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比例,不会对银行的不良贷款产生明显的影响。
  第四,多措并举防范道德风险,银行不会放松风控标准。接近监管人士还表示,“一二五”目标制定之初就对防范道德风险重点考量。在尽职免责方面,商业银行内部必须制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标准,不是无条件、无底线的免责。“一二五”并不意味着银行需牺牲信贷投放的程序和风险防控的标准。银行贷款发放仍需做好尽职调查和贷后管理,盲目扩张、公司治理能力低下、恶意逃废债的企业以及僵尸类企业,并不在银行支持范围之内。
  最后,支持民营经济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并不矛盾。郭树清表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从长远来看,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支持,应该契合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应比重。
  “解释得很及时。”一位银行业金融机构人士表示,“银行对企业贷款的根本准则是‘三性’,即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如果民企融资符合这三性,不需要鼓励和引导。”
  不是“放水”,更非去杠杆转向,实打实配套政策正落地
  事实上,“一二五”导向并不意味着银行体系大放水,更不是政策转向,而是强调结构优化。
  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要“腾”,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盘活信贷存量,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建立联合授信机制,腾出更多资金支持民营企业。
  曾刚认为,监管要求银行将新增资源适度投向民企,并将原来被占用的如坏账、国企和地方投融资平台过度占用的资源退出一部分分给民企,这实际上是结构优化调整,“信贷结构优化符合整个宏观政策导向,也符合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导向,‘一二五导向’的实质不是总量扩张,而是结构调整。”
  曾刚表示,郭树清提到的“一二五导向”是针对新增企业贷款的比重,新增企业贷款比重不含个人贷款增量,所以不是大规模量的扩张,规模没有市场想象的大。一些市场分析直接将“一二五”目标与现有银行信贷存量挂钩,称这意味着“天量”的信贷投放,是理解上的误区,“不是总量无节制的扩张或去杠杆方向的转变。”曾刚肯定地说。
  不过,面对“一二五导向”,市场的疑问还在于,如果不是监管指标,并非硬性要求,也不考核,如何保证这样的目标不流于空谈?而如果通过监管考核或窗口指导等措施,来进行鼓励和引导,又如何保证不影响银行对企业贷款的自主决策?
  曾刚指出,“一二五导向”不仅是约束,也有配套政策支持,给银行带来的压力风险不大。例如,在提出“一二五导向”的同时,银保监会也配套了一系列监管政策予以支持,包括监管成本的降低和提高收益,以抵消因加大民营企业贷款可能导致的风险上升。
  另一方面,央行近期提供结构性中期借贷便利,给银行低成本资金以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投放,降低了银行资金成本和流动性成本,使得银行做民企贷款成本收益不匹配的局面可以得到优化改善。
  目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更为“实打实”的配套政策正在落地,分担银行体系风险。今年9月,由财政部联合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国家开发银行、邮储银行等20家机构共同组织发起设立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正式启动运营,首期注册资本661亿元,10倍杠杆,可撬动6000多亿资金,实打实地纾困民企。
  如果说这个“给担保公司做再担保,担保公司再给银行做担保”的国家级融担基金对银行风险分担的机制还稍显间接,那么,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实践已经表明,如果政府能做好风险分担的后盾,银行也会适当降低信贷审核门槛。
  例如,在中小民企聚集的江苏江阴,2016年江阴市政府财政出资3亿元,作为保证金放入合作银行,并与合作银行签订协议,按照1:10比例,打造了总规模30亿元的信贷风险补偿基金。
  而在浙江金华,政府部门、金华银行及第三方担保机构共同合作成立科技风险资金池,通过三方风险共担机制,来为当地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提供免担保、低成本的融资服务等。
  与此同时,被央行行长易纲称为纾困民企“三支箭”之一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也是类似的违约保险、和融资担保相同的风险分担机制,以吸收投资人和债券持有人的超额风险。
  “力推首批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尽快发行,同步梳理第二批符合条件的民企名单。积极参与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相关工作。”11月9日,央行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在“北京地区民营企业融资座谈会”上表示。
  曾刚称,风险分担、政府承担正在逐步做实。民营企业信贷风险高是不争的事实,信贷损失都由银行承担可能影响长期投放意愿,目前各地方政府政策性担保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央政府层面成立的国家融担基金,将帮助商业银行分散民企信贷风险。“有了这样分散超额风险的机制,留给银行的部分风险已经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曾刚说。
  坚持市场化,区分两类民企
  曾刚指出,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如果民营企业对经济贡献的占比和银行对民企贷款投放结构不一致,差异较大,对银行长期而言不是好事。
  “如果银行继续维持对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高投放,未来发展将会遇到瓶颈,当上述国有企业和地方投融资平台在经济增长中占比下降,银行将遇到较为严重的资产荒问题。”曾刚称。
  曾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原则,不能将信贷调整方向变成行政命令,为了完成指标而做。要尊重银行专业性,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则,为银行创造条件,但是具体选择哪些企业要让市场自行做主。
  “民企困难不单是金融支持不够的原因造成,外部环境改变和内部管理、企业盲目扩张等都是原因所在。企业说银行抽贷、断贷,但实际上与企业合作的银行家数反而是增加的。从贷款余额看,最近几个月贷款余额有所下降,但原因是多方面的。”北京银保监局筹备组组长李明肖在上述“北京地区民营企业融资座谈会”上指出。
  他说,金融服务也要区分,“例如企业发行定向债,长期不用;接着企业在央行系统又发了中短融,中短融不太好发,市场信心不够,如此一来,银行看到企业在债市融资并不理想,银行支持的都是信用贷款,势必会影响信心。实际上,银企合作是双方的信任,解决民企困难不单纯是金融端发力,金融、企业双方需要共同努力。”
  曾刚也说,目前民营企业中有好的,长期有前景、短期流动性紧张,需要救急;另一类是产能过剩需要被淘汰的,但这些企业也需要钱,给这些企业贷款,不但会造成银行长期风险,也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利,浪费了有限的金融资源,“所以要对两类企业准确区分,需要尊重市场化原则,尊重银行自主选择。”曾刚说。
  金融监管研究院院长孙海波还表示,“一二五”的具体落地,对于操作技术层面要求很高——需要考虑如何避免新政策引起市场摩擦,尤其需要考虑如何避免引发新一轮的监管套利。
  曾刚也称,在当前纾困民企的大背景下,仍需依据法治原则要求来做。一些失信企业,过度杠杆、过度扩张,不但不应该支持反而需要对它们进行处罚,才能让债权人保持信心,做到“敢贷”。
  北京证监局局长王建平说,建议企业在政府和金融机构帮助下渡过难关后,过于多元化发展、短期无力支撑的业务和资产需要处理。企业需要提升主业竞争力,资产负债相对健康才能走得远,“金融环境明显改善后,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调整和完善,最后才能实现发展。”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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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引发金融风险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美元加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降低和货币贬值,这些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的现象非常严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7年将近70%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出现了对外净流出的现象,而且这些外流的规模与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高达4.2%。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国内经济处于“新常态”、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和杠杆率维持很高水平,而人民币汇率又开启了“双向波动”,在以上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资本流出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了学术界和业界人们的担忧和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就曾明确指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现象应当引发关注。
  根据已有文献的梳理和相关的报道,我们发现当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具有以下特征:
  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越演越烈。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例如,2017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达到了13755亿元,达到了中国GDP总规模的1.6%左右。再例如,伴随着2018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国内外的资本加剧逃离中国,根据瑞士银行估计,仅前三个月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就超过了希腊全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大的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问题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有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造成一定的伤害,这也是业界和学术界较为担忧的话题。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可能与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关。据估计,我们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自2014年起出现了大幅增加,并且维持震荡上升的态势,这可能与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关。自2014年开始,中国人民币汇率展开了有序贬值,这可能与美元升值、人民币加入SDR等有关。也正是从2014年初开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之后的两年均处于高位。自2014年5月起美元指数出现了快速上升的走势,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不断贬值,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也大幅增加。
  迂回性的跨境资本流动仍占一定比例。迂回性的资本也可以称为“过渡性跨境资本流动”。该种资本可能并非真实的资本外流,而是资金在转移至境外之后,还会以外资的表现形式返还至中国并且介入其经济建设活动。因为中国对待在境内或境外不同注册地址的企业拥有不同的税收管理政策,资本的迂回转出之后就能够拥有扶持力度较大的优惠政策,并且能够在国内的投资中产生套利的机会,所以引发了这些资本迂回转出。例如,一些我国互联网企业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注册公司,但仍在我国本地经营,这样就可以享受到税收优惠和人力成本较低这两方面的好处。
  尽管近些年来,根据中国政府对于外资和内资企业政策方面的调整,迂回性的跨境资本流动现象虽然有所减缓,但是仍然在总体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并且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香港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官方和非法资本流动的规模都出现了大涨,引发了人们的警惕。因此,研究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整体上看,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种,其中外部因素包含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内部因素包含政治环境、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等。
  外部因素
  利率。很多学者认为,国内外较高的利率差异,尤其是国外的利率较高时往往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如果国内的利率相对较高,同时汇率幅度不太大,那么资本更倾向于留在国内运营或投机;相反,如果国外加息,就会导致国内的资本有外逃的倾向和需求。例如,在美国开启加息周期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一些资本就回流到美国,这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形成了负面的冲击。
  汇率。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多次波动的情形,而且还存在着高估的现象。目前我国的汇率相对于美元仍然存在未来继续贬值的可能,这种情况就会造成我国的资产价格和人们的真实购买力的降低,由此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将他们的财富和物质资料转移至国外的需求,也就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一个国家的汇率上涨或下跌均会对人们的信心或期望形成一定的冲击和障碍,从而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流动的发生。图2也表明跨境资本流动的发生确实与汇率波动有关。
  资产价格。当一国的房地产或股票等资产的价格出现大幅上升时,它们会吸引国外的资本加速流入国内,并且由此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甚至引发资产价格的泡沫出现。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房价上涨的速度越快、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引发跨境资本的流入;反之,如果房价出现大跌、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程度出现下跌,那么跨境资本就可能流出。
  内部因素
  政治环境。在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内部因素方面,政治环境占据了首位。只有一国的政治环境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才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相反,如果一国的政治环境较差、对跨境资本缺乏优惠政策,就有可能导致大量跨境资本的流出。从这个角度讲,政治环境对跨境资本流动会起到最基础的作用,如果政治环境不理想,它将会起到决定性的负面作用。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国居民平均收入或财富状况的连续增长幅度变化的数据,它可以用GDP的增长值指标来体现,也可以衡量一国国内的资产的整体收益波动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年的GDP增长值一直保持得不错,但是在有些年份中出现了比较剧烈的波动,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步入了“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的新局面,GDP增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在这些年份中,当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的增速预期出现不确定时,为了回避资产收益下滑的风险,就会诱发跨境资本流动现象的发生。同时,一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导致国内的投资水平降低,从而引发工业增加值的下滑,甚至会因此而产生恶性循环。此外,研究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与跨境资本流动形成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当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时,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就会降低;相反,当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时,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会大幅增加。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现实生活中具体物价的上涨幅度,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可以选取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的数值大小。在现实中,可以反映物价波动的数据很多,例如CPI、PMI、PPI等,一般情况下我们采用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CPI数据来讨论我国通货膨胀的数值大小。当一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如果资产增值的速度要比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低,那么这些资产实际价值就会遭受到损失甚至出现打折的情况,此时投资者为了避免这些损失的出现或者情况进一步恶化,就会把自己的财富或生产资料转移到境外,从而引发了国内的资本外流现象的发生。
  在1992~2017年间,中国的宏观经济曾经发生过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说1993~1995年,这三年中国的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8%左右,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和中央银行的货币超发、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有关,在国内物价高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背景下,有可能会引发国内的跨境资本流动。
  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近年来,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和开启了加息周期,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了不利溢出效应,并且放大对其金融体系的不利冲击。
  就中国而言,造成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储备下降和跨境资本流动形成恶性循环;中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引发的居民储蓄换汇的风险;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滑,引发金融风险增加等。尤其是在更加广义的人民币套利交易机会增加的背景下,如深港通、沪港通的开通,全球银行可以对中国公民贷款等,中国居民配置海外资产的热情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将导致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增加。
  在开放经济中,由于跨境资本流动具备顺周期性,并且有可能形成跨部门风险传染效应,最终演变为金融加速器和实体经济顺周期性的推手。实践证明,在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跨境资本流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引致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有:
  资金外流的风险。由于资本是逐利的,并且具有顺周期性的特征,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和开启了加息周期时,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会产生资金外流的风险。如果大量的资金出现外流,就有可能使民众对资产价格形成悲观的预期,进而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
  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的风险。当广义的人民币套利交易机会增加时,国外居民配置中国资产的规模会远远小于中国资本外流的规模,两者的规模不可能抵消。而且一旦内资外流和外资撤退的现象共同发生,那么未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将显著上升,这将会引发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冲击的风险。
  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研究表明,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将影响我国新时代总体经济目标的实现。此外,在经济下行、资产价格出现下跌预期时,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导致我国出现信用收缩和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严重时会出现“明斯基时刻”,即引发资产价格和投资陷入“下跌-资金外流-继续下跌”的恶性循环中。
  综上所述,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因此如何防范其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应对近年来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增加、防范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管理层决策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保外汇储备而不是保汇率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我们认为,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为了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挑战,中国政府应当保外汇储备而不是保汇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一旦出现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大幅资本外流,这时政府不得不使用国际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而当国际外汇储备被使用殆尽时,政府只能放任汇率贬值,缺乏灵活的操作方法。
  在外汇储备和汇率的保护方面,外汇储备的重要性无疑会更高。因为如果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大、经济效率高,那么即便是在全球贸易战的背景下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汇率的下跌则可以有效应对美国的加息周期。此外,浮动汇率制度如果具备弹性,就可以避免货币政策无效的结局出现,既保住外汇储备又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出现。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可以让汇率制度更加市场化,重点是保住外汇储备。
  政府应当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更加谨慎
  目前我国人民币并不是自由兑换的,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有可能引发居民换汇等大量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等不必要的风险。国际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快开放资本账户,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导致各国央行不得不重新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管制。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于资本账户的管制主要集中在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额度方面,例如居民储蓄换汇的额度方面,其余的资本项目如证券投资、直接投资等方面基本上已经开放,而且逐步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并不影响中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目标。因此,为了防范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应当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更加谨慎,继续坚持逐渐开放资本账户的既有政策。
  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结合的框架
  在实践中,中国可以借鉴巴西、韩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国家的做法,将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并将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宏观审慎监管的对象包括金融市场、银行体系、衍生品、房地产等诸多方面,监管工具主要包含动态贷款损失拨备、逆周期资本缓冲、压力测试等。当跨境资本流动出现较严重的顺周期性时,我国应当果断使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这样可以加大资本外流的阻力,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头寸积累。
  同时,中国也可以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的建议,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规定时间限制、实施外汇储备金等,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中国在实践中还可以建立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机制、允许僵尸企业破产清算、推动全国存款保险公司落地运营等,同时要对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样才可以有效降低和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
  我国宏观经济“调结构”与“稳增长”应当同步进行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新常态”的转型期,“调结构”的措施包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推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等内容。“稳增长”则是指保持我国的GDP总量能够长期稳定增长。实践证明,“调结构”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的共同推进可以实现我国资源配置的优化。
  从长效机制的视角看,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长期健康运行才是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保障。因此,只有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调控政策和管理经验,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我国宏观经济“调结构”与“稳增长”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在实践中注重预期管理和前瞻性指引,这样才可以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良好的大环境,降低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风险。
(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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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资密集设立纾困专项产品
编者按:
  险资正密集设立纾困专项产品。截至目前,国寿资产、太平资产、人保资产均已设立化解股票质押风险专项产品,保险业4只专项产品目标总规模合计达到68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险资介入比较积极,目前还只是少数保险公司设立该类产品,预计未来一两周,包括平安、泰康等险企可能会纷纷设立相关产品,总规模将有望超过1000亿元。

  险资正密集设立纾困专项产品。日前获悉,距国寿资产设立保险业首只纾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的专项产品“国寿资产—凤凰系列产品”不到两周的时间,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华资产”)发起设立的“景星”系列专项产品已于11月9日在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完成登记,系列专项产品目标总规模100亿元。截至目前,国寿资产、太平资产、人保资产均已设立化解股票质押风险专项产品,保险业4只专项产品目标总规模合计达到680亿元。
  一大波纾困产品“在路上”
  新华资产有关负责人表示,“景星”系列专项产品投资意在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化解优质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以专业化、市场化为原则,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维护金融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特别是对符合国家战略和宏观政策导向的项目给予更多的支持,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长期资金和资本性资金,做实体经济的长期价值投资者。专项产品将向有前景、有市场、技术有优势但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的优质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走出困境,重现生机。
  据了解,银保监会印发《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专项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后,多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迅速行动,对相关上市公司开展密集调研,与潜在认购方沟通并设计专项产品。目前,经过前期与潜在认购方的沟通,部分认购方对相关专项产品表达了较强的认购意愿。
  业内人士表示,险资介入比较积极,目前还只是少数保险公司设立该类产品,预计未来一两周,包括平安、泰康等险企可能会纷纷设立相关产品,总规模将有望超过1000亿元。
  产品组合构成上应有创新
  从目前来看,已设立的专项产品,均根据《通知》的要求,为那些由于股权质押而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但是有前景、有市场、有技术优势的优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心愉指出,首先要在《通知》要求的投资范围内设计出具有吸引力的组合类专项产品。对于那些满足《通知》要求资质的保险资管公司而言,组合类资管产品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业务,目前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的规模已达数千亿元,但如何设计出具有合理封闭期和产品存续期、可以有效控制各类风险、能够获得稳定收益并实现平稳退出的组合产品,仍然颇具挑战。
  从现有设立的专项产品看,一是合理设置了封闭期、存续期,如“国寿资产—凤凰系列产品”的存续期拟定为3年封闭期后开放的结构,整体期限在5年左右。二是保险专项产品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如“人保资产—安稳投资系列产品”每期产品规模拟不超过50亿元,6期产品总规模不超过300亿元。
  “现在的资管产品多是净值型的,而保险资金往往更加青睐有固定保证收益的产品。如果参与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专项产品能够解决好净值波动的问题,产品就有吸引力。”李心愉认为,如果能够在产品组合中更多的包括质押盘里具有较高固定分红的那些股票,将有助于产品形成稳定收益。因此,保险公司应综合考虑自身实际,自主审慎选择投资标的,在组合产品的构成、形式上等方面有所创新。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认为,在风险控制得当的情况下,适当开展股权投资,有利于优化资产配置和提升保险资金整体收益水平。保险资金对稳定收益的需求与股权投资的收益特征存在一定的矛盾。部分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期无法立刻产生回报,只有随着被投资企业运作成熟才会逐步产生收益。投资此类较高风险的资产,保险资金也会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股票价差损风险、企业经营风险等,使其整体投资风险上升。
  险资加大权益投资空间大
  保险资金股权投资包括直接投资股权和间接投资股权,其中间接股权投资包括主动管理的股权投资计划、市场化的第三方私募基金以及保险私募基金三种形式。根据监管规定,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投资账面余额不得超过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30%,且投资单一股票的账面余额不高于上季末总资产的5%。不过,目前尚未有保险公司超过监管线,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投资账面余额大部分不超过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15%,且行业权益类投资资产比重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截至2018年9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资金运用余额158738.64亿元,较年初增长6.39%,其中,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20605.68亿元,占比12.98%,比前8个月有所增加。西南证券统计分析指出,2018年第三季度直接入市持股市值的额度达到11101.11亿元,比2018年第二季度的10685.60亿元,增加415.51亿元,增幅为3.89%。
  徐承远认为,整体来看,政策引导下,未来保险资金入市体量会进一步加大规模,这将有利于提振资本市场信心。保险资金体量较大,按照目前其总规模15.71万亿来算,即使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权益类资产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亦能为资本市场带来千亿元增量资金。
  国寿资管人士预计,短期内难有板块具备显著优势及持续性,超跌的TMT相关行业相对略强,但行业属性并不强。中期来看,基本面相对稳健的金融板块、受益于价格向好趋势的农业、防御属性较强的部分交运行业等,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强周期行业建议回避。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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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收益创17月新低
  “下半年开始,我们基本不做理财了,主要是收益下降太多。原来一直有买本地一家农商行的产品,此前收益一直稳定在5%以上,近期则下降至4.5%附近。”中山一家企业的董秘表示。
  银行理财收益呈直线下降。根据融360数据显示,10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48%,环比下降10BP,为2017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
  “银行理财收益率持续走低主要受市场流动性宽松影响,资金利率进一步走低。预计11月份流动性依然保持合理充裕,银行理财收益率反弹的可能性不大。”融360分析师表示。
  邮储银行收益垫底
  10月,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超过5%的银行只有两家城商行,分别是广东的华兴银行和沈阳的盛京银行,前者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28%,后者为5.11%。
  从收益上来看,城商行的平均收益率最高,达到4.63%。其次为股份制银行,平均收益率为4.50%。邮储银行的平均收益率最低,为3.52%。
  融360分析认为,城商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较高的原因是:城商行相较于国有大型银行来说,由于地域等限制,在客户资源上存在相对的劣势,所以城商行会通过提高收益率的方式来吸引理财客户。其次,由于理财业务带来的中间业务收入是城商行比较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所以会通过提高收益率来增加理财业务规模。
  实际到期的收益则更让人感到焦虑,10月到期的理财产品中,结构性理财产品平均实际收益率为4.02%,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平均实际收益率为4.74%。有225款未达到最高预期收益率,未达标率为3.82%。
  收益下降的同时,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也快速下降。
  10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共发行9330款,环比减少1122款,环比降幅为10.73%,同比降幅则为12.09%。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为两年来的最低值,上次月发行量跌破1万只的时间节点是2016年10月。
  融360分析师认为,10月份银行理财发行量下降如此明显主要受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10月份国庆假期的影响,月初7天仅发行了186只,不及平常一天发行的量。二是受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的影响,银行理财业务正在转型期间,新老产品更迭,老产品业务缩减,新产品创新缓慢。
  “最近几个月产品的销售情况都不理想,收益率较低,客户的兴趣也直线下降。产品到期后,续作的客户比上半年减少了不少。不过快到年底了,按照以往的惯例,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在此阶段都会出现明显上升。”一家股份行的理财经理表示。
  上市公司购买热情降低
  今年第三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出现了“量价齐跌”的态势。在此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购买热情也开始降低,第三季度购买理财产品金额由二季度的8994亿元降至3972亿元,降幅逾五成。
  同花顺统计,今年7月份至9月份,共有逾千家上市公司发布了5438份涉及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公告,较二季度的13225分,缩水不止一半。购买金额也从8994.06亿元,降至3972亿元。四季度情况则进一步恶化,10月以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司迅速降至21家,购买理财产品38款,金额则缩至20.9亿元。购买理财产品单笔金额最高的公司是江苏国泰,购买金额为2.05亿,而在9月份,仅海螺水泥一家,就以25亿元自有资金认购交通银行的“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今年第三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出现萎缩且产品预期收益率持续回落。
  普益标准相关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至9月份,理财产品发行银行数从二季度的506家降至434家,发行银行数减少72家,产品发行量减少2756款。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4.64%,较第二季度下降0.15个百分点。
  除了银行理财之外,由于频频出现的风险事件,信托理财的热情也出现下降。
  三季度,共有34家上市公司进行了86次信托理财,同比增长34.36%;合计购买规模为47.16亿元,同比降低23.69%。
  不过在对传统理财失去兴趣的同时,随着A股市场不断新低,上市公司进行证券投资的热情开始回升。
  洪汇新材11月11日晚间公告,董事会同意公司利用最高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公司以价格低估、未来有良好成长性的公司为主要投资对象。采取适当的分散投资决策、控制投资规模等手段来控制投资风险。
  11月12日晚间,锦旅B股发布了一则公告,11月7至9日,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自有资金1.05亿元,在二级证券市场购入农业银行流通股股份2808.26万股,平均买入价3.72元。公司称此举是为了优化公司金融资产结构,提升资产流动性。
  此外,上峰水泥、金明精机也都祭出证券投资的公告。
  “资金总要有个去向,目前银行理财的收益大幅下降,吸引力也在进一步减弱。而资本市场则不断新低,估值优势逐步显现,特别是管理层多次喊话,政策底已经显现,所以一些公司也采取左侧布局的方式,从长远来看,目前布局,赚钱的机会较大。”珀源基金董事长吴国平表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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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份派发万亿元减负红包
编者按:
  在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变、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和国际环境更趋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民营企业困难更为突出,对就业、投资、消费、外贸都产生一定冲击。所以,无论从经济环境的客观现实需要,还是从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观愿望要求,都要求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来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近期,浙江省、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江西省、江苏省、湖南省等地密集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其中在降低成本方面,规模预计达万亿元。
  各地出台一揽子政策
  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自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各省市开始有针对性地为民营企业发展松绑、减负,尊重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稳中有变、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和国际环境更趋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民营企业困难更为突出,对就业、投资、消费、外贸都产生一定冲击。所以,无论从经济环境的客观现实需要,还是从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观愿望要求,都要求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来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360金融PPP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唐川表示,“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覆盖面最广的一项基础工作。因为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政府方主导的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工作,所以“降成本”主要是通过政策端的优化,借由简政放权、税收体系改革、优化生产资料供给模式等手段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从中央与各地已出台的政策来看,当前政府层面对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支持已包括通过税收改革为企业减税降费;通过调整生产资料价格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干预来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以及通过简政放权来间接降低企业管理费用等主要手段。”唐川说。
  具体来看,11月7日上午,广东省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针对民营企业反映突出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出10个方面、59个政策点的措施。此前,广东省发布“实体经济新十条”,官方预计,实施后2018年-2020年可累计为企业直接降成本超2000亿元。
  11月6日,江西省印发了《关于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补充政策措施的通知》,减税降费方面,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减负200亿元左右。据江西省发改委初步测算,这次新出台的22条降成本政策措施每年可为企业减负360亿元左右,加上前期已出台三批次130条政策措施全部落地后,今年可望为企业减负1200亿元,三年可减负2800亿元。
  11月5日,江苏省发布《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从税费负担、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创新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共8个方面、28条政策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预计可为实体经济企业降本减负600亿元左右。
  上海市近日发布《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税费方面为企业减负。比如,要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地方权限内的有关税费政策,在国家规定的幅度内降到法定税率最低水平。要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实施新增产业用地出让底线地价管理。
  河北省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降低成本减轻负担促进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此前,河北省印发的《河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力争2018年至2022年,每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300亿元,5年降低1500亿元左右,切实让企业轻装上阵。
  “降低企业成本有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是金融研究院高级宏观策略研究员杨芹芹表示,中美贸易战对进出口企业贸易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金融去杠杆的推进使得部分实体经济企业面临融资难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各省切实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能够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同时,降低企业成本是减轻国民负担的延续政策。前段时间的个税改革着力解决个人的税收负担,加上此次大规模的降低企业的负担,均是切实减轻国民负担的措施。
  唐川表示,对于市场内的企业而言,降低了成本就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创造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打造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任。
  降成本要多策并举
  “各地在落实国家大幅度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减税降费力度,积极为企业发展减负,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等于政府给企业出让部分利益,增加了企业收益,对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缓解资金压力、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将发挥重要作用。”张依群指出,目前,中央和各省的减税降费政策基本都是普惠制,有利于企业的平等竞争和公平发展。社会上普遍认为企业的税费成本高,主要集中在费上,各种非经营性费用比如养老、医疗等制度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较多,部分政府部门、单位、个人干预企业经营活动、收取费用利益的现象依然存在。
  张依群建议,降成本一方面要继续扩大普惠制的减税降费规模,实现企业税费负担普遍降低;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涉企收费监管力度,除制度性缴费成本降低外,减少政府对企业干预,重点查处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违规收费和罚款,改善营商环境,提振企业信心。
  杨芹芹建议,降成本要注重结构上的侧重和倾斜。一是要切实降低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成本负担;二是要通过降成本培育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助力新旧动能转化。同时降低成本过程中,融资机构要加强甄别和筛选能力。关注发展前景好、能带来显著收益的企业,逐步停止对于僵尸企业的不必要扶持。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利润率低但融资成本高是阻碍实体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主要诱因。所以,为实体产业整体降低融资成本应是本阶段降成本的一个主攻方向。”唐川建议,通过上市制度的完善和辅导优质企业上市,帮助企业拓宽融资途径;进一步优化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实体产业发展的专项措施,并让利润率低但具有较高社会价值、前沿性的企业得到有力的扶持;引导国资产业基金、国有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将投资配额更多地倾向于实体产业,并引入市场化考核机制、放宽业绩考核周期,让这些基金可以更好地匹配企业发展的需求;引导金融机构拓展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服务范围,完善非上市企业资产交易工具等。
  唐川认为,“降成本”不能仅关注企业的显性成本,对于民营企业很多隐性成本也需要高度关注。当前民企无论是找金融机构融资还是竞标项目,“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依然存在,无形中提升了民企的沟通成本、时间成本,也造成了民企在很多项目上不必要的资金投入。目前中央已经确定将通过调整金融机构绩效考核模式、优质项目定向推介和改善地方政府在民间投资事务管理中的不足之处等方式对民企进行更为全面的支持,未来在这些思路进一步落实的过程中如果能指导各相关单位在管理文件中明确“歧视”民企行为的处罚措施,相信将能为民企塑造更为公平、规范、开放的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降成本也将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
(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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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山西转型可期
 
  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的煤炭工业增加值下降0.6%,非煤工业增加值增长8.9%;采矿业增加值下降1.2%,制造业增长9.6%。制造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83%,引领了山西工业的增长。同时,非煤产业税收完成735.9亿元,同比增长24.2%,占税收收入比重为54%,成为今年税收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可以看出,相较时下煤炭较为火爆的市场行情,山西资源型经济的支柱——煤炭工业的数据不够“亮丽”,甚至可以说有些“暗淡”。而这“暗淡”数据的背后,却是山西在资源型经济转型路上取得的进步。
  长期以来,主导产业单一化、经济结构不合理、高度依赖资源等诸多资源型经济的典型“弊端”在山西都有所体现,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山西一直在积极求索……
  减产能、优结构,为传统 产业更新引擎
  潞安集团石圪节煤矿,是晋冀 鲁豫边区政府解放收复的第一座煤矿,有着90年开采历史;曾以“艰苦奋斗、勤俭办矿”的“石圪节精神”闻名于煤炭界。如今井口已被混凝土封闭,旁边的标识石碑上清晰地刻着“封闭时间”。这一时间刻度标志着,一段光荣的历史告一段落,要走向更加美好的前方。
  这座“功勋”的煤矿,是过去两年山西去产能关闭退出的52座煤矿之一,更是山西坚决去产能、率先减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力证。
  长期以来,“一煤独大”的畸形产业结构,让山西的经济经常随着煤价的起落坐“过山车”。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在全省已形成共识,但解决问题的决心却随着煤炭价格的起伏而退进摇摆,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山西去产能、调结构提供了机遇。山西适时出台并实施了“五个一批”(淘汰一批、重组一批、退出一批、核减一批、延缓一批)等去产能举措,关闭退出灾害严重、资源枯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煤炭产业政策的煤矿,化解过剩产能。
  随着去产能的进程,供求关系发生改变,煤炭价格一路走高,山西始终保持“定力”。2016—2017年,山西省内关闭煤矿52座、退出落后产能4590万吨,煤炭去产能总量全国排名第一,超额、保质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煤炭去产能的“山西经验”。
  对落后产能做“减法”,腾出发展空间;对先进产能做“加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山西推进安全高效和标准化矿井建设,确定了一批省级和市级试点煤矿,为全面实施煤矿建设的新标准化提供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性做法。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煤矿和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占生产总能力的47%,比2016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推动山西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除了煤炭产业外,山西还围绕“电”“焦”“冶”等三大资源型产业进行优化、改造,实现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2017年,山西淘汰落后煤电机组56.1万千瓦,占到全国煤电机组淘汰总量的10%;压减钢铁落后产能325万吨,“地条钢”产能全部出清,低端产品产量明显下降,中高端产品产量不断上升。
  “资源型经济转型不是‘轻视’资源型产业,而是更重视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做优、做强传统资源型产业。”朔州市委书记陈振亮谈资源型经济转型时说:“让其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提供更好、更新的动能。”
  对非煤产业“高看一眼”,壮大经济转型新动能
  长期以来,在山西以煤为核心的资源型产业几乎是“只手遮天”,不能培育、壮大非煤新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资源型经济转型就不会成功。
  专家分析,资源型经济形成的路径“依赖”利于资源型产业发展,却对其他非资源型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制约其成长、壮大。而破除这种“挤出”效应,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需要政府积极进取、努力作为。
  “2018年起非煤产业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每年至少提升2个百分点,煤炭产业增加值比重相应降低,实现非煤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目前的28%提高到2030年的50%以上。”作为山西唯一被国务院确定的成长型资源城市——朔州,把这段话写进了全会报告。这一减一增,体现了对非煤产业“高看一眼”,更体现了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决心和态度。
  在长治市,一个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42天,整个过程“跑”出了惊人的速度。这一速度背后是一组“加减法”:前置审批事项由6项减到4项,企业承诺事项由12项减到5项,政府统一服务事项由3项增加为10项。
  营商环境优劣是产业是否兴旺的基础性条件。山西优化、再造流程,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营商环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肥沃“土壤”。
  同时,山西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置顶”,优先发展以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工业结构,壮大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新动能。
  在阳泉市,百度阳泉数据中心,服务器设计装机规模超过16万台,是亚洲最大的云计算数据中心之一。更为可贵的是,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被大量应用于数据中心的电力供应,被称为煤堆上的“绿色”数据中心。
  山西制定大数据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组建山西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培育信息安全、传感器、人工智能三大特色产业,推进吕梁华为山西大数据中心、山西北斗数据中心、中电科创新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数字产业集聚区。
  今年上半年,山西全省规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2.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20.1%、15.4%、18.6%,可谓增长“迅猛”。
  “减、优、绿”力促能源革命,助力能源产业摆脱煤炭依赖
  专家认为,山西的能源产业以煤电为代表,在产业结构中占比高、分量重,对煤炭资源依赖严重,也是山西资源型经济结构症结之所在。“通过能源产业调整、升级,减低甚至摆脱对煤炭的依赖,是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极其重要的一环。”
  山西以“能源革命”为抓手,从能源的供给和消费两端“减”煤:到2020年,山西煤炭产量由此前表述的“控制在10亿吨以内”,改为“基本稳定在9亿吨左右”;电力装机方面,到2020年,山西煤电装机容量目标由9200万千瓦,压减为7200万千瓦;能源消费方面,到2020年,山西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由2.27亿吨标煤,压减为2.24亿吨标煤。
  今年一季度,山西新能源发电投资增长了95.2%,火电投资下降29.1%;新能源发电投资总额是火电投资的2.2倍。截至2018年6月底,山西新能源装机容量达到2347万千瓦,占全省电力装机比重提升到28.5%,优化了能源供给结构,降低了对煤炭的依赖度。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曹海霞认为,能源供给、消费革命需要能源技术、体制革命支撑,能源技术、体制革命促进能源供给、消费革命的提质,“四个革命”之间彼此联动、互为促进,重在提升联动、互动效率、质量。
  在素有“煤都”之称的大同,中科院全域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和中科院10个研究所共同注册中科院全科盟新能源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欧洲科学与艺术院等能源领域顶尖科学家组成的新能源产业战略咨询委员会,全力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目前,大同市围绕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方面的能源革命十大突破工程快速推进,进展顺利。
  “大同要整体、高效地推进能源供给、消费、技术、体制革命,进而打造不依赖于煤炭的,绿色、多元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大同市市长武宏文说:“我们的能源产品不再是简单的煤或煤转化的电,更多的是先进的清洁能源、能源装备,甚至产业技术标准。”
  2017年,山西煤焦冶电传统产业投资下降9.8%,而非传统产业投资增长了22.9%;今年一季度采矿业投资下降6个百分点,而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分别增长12.7%、17.2%。
  产业投资数据的增减变化强度,印证了山西产业结构升级的力度、效果。但山西资源型经济结构矛盾历史久远、累积甚深,消解也非一日之功,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资源型经济转型之路。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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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现13年来最严重失业潮
编者按:
  11月14日,韩国统计厅发布《10月雇佣动向》报告显示,2018年10月韩国的失业率持续呈现上升态势,并达到了13年来的峰值。为严重依赖外贸,外贸系数逼近100%的经济体,在国内内需不振与国际贸易形式动荡的背景下,现阶段韩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导致韩国企业对于人才需求再进一步下滑;而即便是增加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是依靠民众税收创造的医疗、福利、公务员等岗位,这无利于韩国社会财富的创造,更无利于解决经济结构矛盾的恶性循环。

  11月的首尔尚处在秋冬交际的时节,但韩国经济的寒潮却要比预想中来的还快一些。
  尤其是,虽然韩国政府在近期接连推出提振就业形势的相关政策,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韩国艰难就业的形势:本月14日,韩国统计厅发布《10月雇佣动向》报告显示,2018年10月韩国的失业率持续呈现上升态势,并达到了13年来的峰值。
  就业寒潮降低民众信心
  韩国统计厅的上述报告显示,2018年10月,韩国的就业人口共计2709万人,相较去年同期增加6.4万人,这是自2013年以来,在韩国“传统招聘季”的10月份净增就业人口首次跌破10万人大关。
  其中,批发、零售、制造及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呈明显的下降曲线;而从业人口规模最大的住宿和餐饮业的就业人口,更是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当月就业人口净减少。
  受此影响,当月韩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市场雇佣率仅为61.2%,同比下降0.2%,保持连续9个月的下降态势。
  同期,韩国的失业人口为97.3万人,相较去年同期增加7.9万人,打破了1998年以来的同期历史峰值记录,失业率为3.5%,同比上升0.3%,突破2005年开启相关统计以来的峰值。
  在上述数据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危机”的深化:今年10月,40~60岁年龄段的市场雇用率仅为66.8%,首次跌破67%大关,为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而选择“放弃求职活动”的青年人口,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4.7万人。
  就业寒潮的席卷也直接影响了韩国消费者对于经济的信心。根据韩国银行的统计,2018年10月韩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9,同比下降一个点,继续呈现自2017年12月以来连续下降的趋势;受此影响,韩国各大券商对于2019年度三大流通巨头(新世界、乐天、现代百货)的平均销售额增长幅度给出大幅度下降、展望负面的估值;而三大流通巨头的股价,也相较于今年年初,均下降了5~8%。
  就业形势的不振,拖累的还有韩国的经济发展,10月25日韩国央行公布的初值数据显示,韩国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仅为2%,较二季度的2.8%大幅回落,创2009年三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岗位质量应引起警惕
  该数据一经出炉,引发了韩国舆论的巨大反响。
  当天,有韩国媒体直接在标题指出“韩国就业市场已经濒临破产边缘”,并认为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就业是直接能够影响民生及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尤其是优质就业岗位的减少,将导致韩国民生水平的下降,就此直接将矛头指向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团队。
  而韩国持续的经济低迷态势,也从一定程度影响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率,根据韩国《国民日报》联合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为43.7%,相较上一次调查降低4%,而表态不支持文在寅的民众当中,有43%的民众将矛头指向经济、民生政策。
对此,韩国高丽大学政经学院李国宪教授认为,相比于就业率本身,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岗位的质量。
  李国宪表示,作为严重依赖外贸,外贸系数逼近100%的经济体,在国内内需不振与国际贸易形式动荡的背景下,现阶段韩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导致韩国企业对于人才需求再进一步下滑;而即便是增加的就业岗位,绝大多数是依靠民众税收创造的医疗、福利、公务员等岗位,“这无利于韩国社会财富的创造,更无利于解决经济结构矛盾的恶性循环。”
  换帅是否能解决危局?
  事实上,韩国政府近年来针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推出多项积极的经济政策,以解决现阶段的问题。
  翻阅韩国财政部推出的经济白皮书,其中一项被称为“所得主导成长政策”(Wage-led Growth)的政策成为韩国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在该基调的带动之下,韩国希望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提高最低薪资,并通过推进文在寅医疗保险改革、老年基础年金制度,以推动向福利性国家的转型。同时,韩国政府向国会提交3.9万亿韩元规模的追加预算,以“解决灾难性的青年就业形势”,用来增加公共岗位的就业机会。
  同时,文在寅政府重申了为了实现“税收正义”,将针对超高收入人群及超大型企业增税。根据该增税案,韩国政府将针对年收入超过5亿韩元的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率从40%提高至42%,并将针对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韩元的超大型企业的法人税从22%提高至25%。
  不过,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这种经济发展的基调,却引发了韩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之间的观点不一致。
  韩媒报道,作为曾经主张平等分配、改革财阀控股结构的经济学者,文在寅任命高丽大学经营系教授张夏成为主管经济政策制定的青瓦台政策室长兼首席经济顾问,并主导文在寅政府的“所得主导成长政策”;但作为财长的金东兖,对于该政策则并不持赞成态度。
  同时,该媒体在针对韩国的100名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当中,有近六成的学者认为“张夏成是韩国经济政策的最高制定者”,远高于金东兖。
  虽然该说法没有得到韩国官方的证实,不过据青瓦台知情人士透露,“考虑到韩国国内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之间不和所引发的担忧”,文在寅总统曾多次提出,要求金东兖和张夏成之间“通力合作”,共同达成韩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11月9日,文在寅“出人意料的”同时解除了金东兖与张夏成的职务,现任总理办公室政府政策协调办公室负责人、前财政部发言人洪南基将出任副总理、财长职务。
  而洪南基在首次面对媒体时,在重申将坚持所得主导成长政策的同时,也坦承“现阶段雇佣形势依然严峻”,并表示将在明年的经济政策规划中,对于现阶段的经济形势有充分的考虑,以推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
  那么,换帅本身是否能够解决韩国经济的危局?对此,李国宪认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市场的预期,但换帅本身的效果较为有限。
  “韩国政府实施抑制房价、提高最低薪资的政策,一定程度影响了以个体工商户及中产阶级为主导的韩国的经济活力;同时,作为外贸型经济体,内需活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当通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加强创新合作,以此促进韩国经济的活力。”李国宪称。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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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百年 美欧关系再临考验
  今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盛大纪念活动。
  一战结束后,欧洲不再是国际体系中心,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自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美欧关系几经变迁,双方最终结成同盟,成为西方世界的核心。
  但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看重过往历史,而用更加现实和自我的眼光来处理跨大西洋关系。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美国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让其欧洲盟友心寒,也迫使欧洲寻求更多战略自主。眼下,美欧关系再次面临考验。
  分歧更为深刻
  巴黎原本不在特朗普行程之内。他曾计划11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阅兵活动,但因花费巨大,只能将阅兵推迟到明年。阅兵推迟消息公布后仅数小时,特朗普便宣布将飞往巴黎。从这一点来看,巴黎之行更像是特朗普临时起意的公关之旅,重点并不是重寻美欧关系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屡次无视欧洲利益和关切,直接导致美欧关系纷争和矛盾增多。大体来看,美国政府两类做法让欧洲“很受伤”。
  一是一味从所谓“美国利益”出发,不仅不顾及欧洲,还损害其利益。比如美国退出被欧洲视为重大外交成就的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严厉制裁,殃及与伊朗有经贸往来的欧洲企业;特朗普扬言退出被欧洲视为安全基石之一的《中导条约》,可能让欧洲再次面临军备竞赛的威胁等。
  二是公然胁迫欧洲盟友,以服务于美国利益。经济上,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挥动关税大棒,以迫使欧洲做出让步,包括加大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进一步开放市场等;安全上,美国要求德国等欧洲国家提高军费,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大责任。
  虽然美欧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分歧,但此轮矛盾显然更为深刻,双方不仅产生现实利益之争,更有价值观之争。长期以来,欧洲主张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多边主义、国际机构和自由贸易等是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保证,也是欧洲的最大利益所在。而美国现政府一系列做法显然背离了这种价值观,导致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深。
  谋求更多自主
  美国政府不断触及欧洲“底线”,不仅导致欧洲民众对于美国政府的看法更加负面,也让欧洲国家重新思考跨大西洋关系。
  除了到访巴黎外,特朗普原计划顺道访问爱尔兰,但最终取消。有媒体认为,这是为了躲开当地可能举行的抗议活动。今年7月特朗普访英期间,英国伦敦、牛津郡等多地民众曾游行抗议。
  不少欧洲国家认识到,此轮美欧矛盾再次暴露出欧洲自身的弱点。欧洲向来重视贸易和金融实力,认为这是欧洲得以成为世界一极的重要保证。但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之举,暴露出欧洲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弱势。虽然欧盟启动所谓“阻止条款”,但欧洲许多跨国公司仍然选择从伊朗撤离。同样,对于美国可能退出《中导条约》,欧洲国家虽极为担忧,但除了期望游说美国改变主意外,实际上没有更有效的应对手段。
  面对美欧关系变局,欧洲谋求更大的“战略自主”,即军事上发展独立的防务力量,经济上摆脱美元霸权,外交上寻找新的伙伴等,从而在对美关系中获得更大回旋空间。
  8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外长马斯分别发表讲话,发出共同信号,即建设“一个主权欧洲”,坚持和维护自身利益。除了军事能力建设外,马斯还谈及两个具体的行动领域:建立独立于美元的支付体系,以确保欧洲金融主权;建立一个“多边主义者联盟”。马斯提出“要与美国建立一种新的、平衡的伙伴关系”,“当美国越过红线时,我们欧洲人必须形成一种制衡力量”。
  今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年度“盟情咨文”中呼吁,应提升欧元的国际地位,欧委会将在今年内就此拿出具体建议。
  短期内难以脱钩
  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美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一些欧洲人士把当前美欧矛盾归因于特朗普,希望随着美国领导人更迭,美欧可以重回亲密。然而,他们的愿望未必能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小布什、奥巴马总统时期,美欧关系就已出现明显裂痕,比如法德领导人和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公然决裂,奥巴马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等。
  可以说,当前美欧分歧是多年来双方地缘政治差异、经济竞争及内部社会、政治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特朗普上台直接加快了这一进程。
  此外,冲击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风潮也左右着美欧关系。美国政府与欧洲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惺惺相惜。2018年6月,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公然表态,支持欧洲保守派,即右翼民粹主义。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计划在欧洲设立一个名为“运动”的基金会,想要联合欧洲极右派,以掀起一场“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叛”。民粹主义抬头将进一步削弱美欧价值观基础,损害双方长远关系。
  但美欧关系盘根错节,短期内难以脱钩。在安全上,北约仍是主导,欧洲“独立防务”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经济上,美欧相互深度依赖,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在战略上,面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和新兴国家崛起,美欧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立场。
  然而,由于利益分化,美欧今后一段时间纷争和矛盾可能还会增多。跨大西洋离心力加大,将给西方世界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带来长远影响。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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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10月社会融资跳水将近“打三折”
10月份社融跳水,新增7288亿,约为9月份的三分之一。10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增量仅为868亿元,较8月的4106亿、9月的7389亿大幅降低,对社融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直接融资方面,债券融资尚处于较低水平,股市持续低迷,股权融资也继续保持低位。此外,表外持续收缩且降幅有所增大,进一步拖累社融增速。
[一展宏图]
10月经济运行平稳但暗藏症结
  10月工业增长5.9%,社消增长8.6%,出口增长15.6%,固投增长8.02%。10月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长拉动整体投资微升,进口和工业增速表现良好,经济运行平稳。然平淡之中暗藏症结,消费增速低于预期,虽有“双十一”、进博会等导致的消费延迟因素,但需求不足确实在汽车、手机等行业反应出来,刺激消费政策还需加大力度,调结构越痛越不可放松。
 

10月房地产投资回落至7.7%
  10月,地产投资同比增长7.7%,较上月下降1.9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增速降至14.7%;竣工面积降幅进一步扩大。10月销售面积增速延续负增长态势,土地成交继续回落。同时,货币化棚改政策的调整,对抑制三四线城市地产热起到了关键作用。央行未来将严控购地加杠杆行为。在市场降温、资金收紧的背景下下,四季度地产投资将延续下行态势。

 

[专家视点]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红利” 首先,服务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工业,2017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9.5%,是工业的近3倍。其次,服务业已成为社会投资的重点领域,2012-2017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54.8%提高到60%。第三,服务业市场开放将给社会资本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预计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市场潜力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未来国际货币市场将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形成一个贸易圈、经济圈,德国拉着他的朋友在欧洲有一个自己的贸易圈,中国拉上自己的朋友包括“一带一路”若干国家可能和韩国等等国家形成自己的贸易圈,由此而来很有可能是多元化的世界,和我们最密切相关的是人民币成为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未来很难出现一个独立的美元作为一元独大的货币,未来世界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进一步释放我们的消费力 需要考虑如何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好收入分配问题,使消费确确实实能够和经济发展相适应,进一步释放我们的消费力,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需要切切实实从发展角度,推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香港楼市是中国房地产的特殊触发因素 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现在已经开始退出,香港是联席汇率,随着美联储的政策退出也要跟进。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香港的楼市是扛不住的,而现在香港的楼市由于香港政府的其他调控政策,销售表现已经非常缓慢,房价开始轻微震荡,一旦未来香港的房价出现回调,内地的房价必然回调无疑,预计2017年—2022年或成中国房价回调期。
林采宜(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房租的上限取决于收入而不是取决于房价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下行趋势来看,一线城市短期内房租上升的空间有限。只要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房价下跌是大概率。无论从人口因素,收入因素、货币环境还是信贷政策来看,未来支撑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条件都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房价上涨预期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可以预期:一线城市的将来,房价会跌,但房租不会暴涨。

[国内要闻]
商业类央企混改比例已超过70% 国务院国资委11月14日召开通气会表示,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且充分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混合程度更高。目前,商业一类中央企业的混改比例已超过70%,其中建筑、房地产、制造、通信、批发零售等5个行业混改户数占比分别达到了87%、80%、75%、74%和72%,中央企业四级及以下子企业超过85%实现了混改。
量子通信“武合干线”建成贯通 11月13日,量子通信“武合干线”建成贯通。“武汉量子通信城域网的启动标志我国“量子通信京沪干线”项目的首条商业延伸线“武合干线”投入运维,并开始正式接入国家量子骨干网—“京沪干线”。从全球角度看,量子通信在欧洲、美国逐步商用,中国国内已建成多个量子通信干线及城域环网。
财政收入年内首现负增长 11月13日,财政部发布财政数据显示,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727亿元,同比下降3.1%。其中,税收收入13464亿元,同比下降5.1%。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8.2%。
多家银行违规输血楼市吃罚单 银保监会官网资料显示,近期“涉房”相关项目被监管处罚数量有所提升。11月以来,已有5家银行因贷款违规“涉房”收到银监部门开出的10张罚单,合计处罚金额逾400万元。与去年同期3家银行、6张罚单、200余万元罚金相比,监管从严趋势明显。
年初以来证券从业人员减少4708人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120家证券公司及子公司(东亚前海证券没有年初可比数据,剔除比较)11月11日从业人数共33.77万人,较今年初的34.24万人减少了4708人。其中经纪人减员数量最多,年初至今减少了5254人;一般证券业务从业人员年初至今减少3113人。投资顾问和分析师的人员数量则在增加,其中投顾作为稀缺资源,年初至今增员3406人,分析师的数量则增加267人。

[国际要闻]
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公布 英国脱欧协议草案公布,重要的条款包括: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不设“硬边境”;英国和欧盟寻求在自贸区实行关税以及规则合作;呼吁所有商品领域实行零关税;英国和欧盟将用最大的努力来在2020年底之前取代爱尔兰保障条约;英国可在2020年7月1日前的任何时间要求延长脱欧过渡期;爱尔兰协议只是临时的。英镑兑美元上涨82点,涨幅扩大至约0.6%,刷新日高至1.3060。
美国10月财政赤字破1000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11月1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10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突破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630亿美元大幅增长。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月度财政报告显示,10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2526.92亿美元,同比增长7.3%;财政支出3531.83亿美元,同比增长18.3%。10月是2019财年的首月,分析普遍预计2019财年美国政府赤字将突破1万亿美元。
东盟国家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11月12日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旨在促进区域内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按照新加坡贸工部公布的协议文本,东盟各国将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包括推动电子商务贸易规则制定,以及在区域内建立更加广泛的数字联通等。
美联储按兵不动重申渐进加息 11月8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后公布,全体九位投票官员一致决定,维持2%-2.25%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不变。联储声明重申未来循序渐进加息,重申了前一次会议对利率行动的预期。本次会议声明与和上次基本雷同,稍有不同之处是提及企业固定投资增长放缓,对于近期金融市场波动等市场关心的问题均未涉及。
欧盟调低2019年增长预期 11月8日,欧盟宣布,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全球增长前景下滑,下调了2019年欧元区GDP增长预期到1.9%,维持2018年增长预期在2.1%,2020年增长1.7%。同时小幅上调了今明两年的通胀预期。值得注意的是,欧盟预计英国今年经济增长仅为1.3%,未来两年将继续放缓至1.2%,同时仍面临极大的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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