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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咨询》——宏观纵览资料专递(2017年第01期)

《信息与咨询》——宏观纵览资料专递(2017年第01期)

江西省图书馆编
二○一七年一月

目录摘要
观察
 【宏观】重要的是降低企业的各类负担
 【宏观】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监察体制改革
 【行业】改革“以药养医”须多管齐下
 【行业】房地产挤泡沫不是短期能完成的
 【区域】长三角科技与社会发展的两点启示
 【区域】重庆为何能跳出高房价魔咒
 【海外】北约“变量”考验特朗普对俄政策
 【海外】2017年国际金融市场超预期严重


要闻
【国内】
 一线城市深步入存量房时代
 未来五年将以价格杠杆促节能减排
 就业严峻困扰2017年
 有人驾驶氢燃料电池飞机试飞成功
 2017“三策联动”加力有效投资

【国际】
 日本基础货币量再创新高
 美国非制造业去年12月继续扩张
 中日韩时隔九个月重启自贸谈判
 英国家庭负债迅速增长
 中美经贸促进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

 
 


揭秘中美争夺制造业的背后

编者按: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靠振臂高呼“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吸引了不少选票。在地球的这一端,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耿直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戳穿了中国制造业踌躇不前的困境,并指出民营企业选择赴美投资建厂并非个例。随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企业家也纷纷表态,称中国税负太高、成本优势也已不再。因此,在特朗普和曹德旺言论刷屏的背后,实质上是中美制造业之争。换句话说,对于未来经济的振兴,中美双方都选择押宝制造业。

  特朗普上任还差最后一道程序,“制造业”的战争却已经打响。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时间2017年1月6日,美国国会点数选票人数,正式确认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11月总统选举中以304票对227票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最后一步的总统就职典礼将于本月20日在华盛顿举行。
  在等待过程中,特朗普也没闲着。在过去的两周里,他连续向三家汽车制造商开炮,最新的目标则是丰田汽车。1月6日,特朗普发送如下推文:
  特朗普称,丰田汽车说要在墨西哥Baja建立工厂,来生产出口美国的卡罗拉汽车?门儿都没有!你们要么在美国建厂,要么付高额关税。
  此次特朗普“发飙”事出有因,丰田汽车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立一家新工厂,每年生产约20万辆汽车,并于2019年投产。这当然惹毛了一向坚持“让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虽然丰田早在2015年4月就宣布了这一计划,但迫于压力,丰田方面日前向路透社表态称,“虽然在墨西哥建厂,但不会减少美国当地汽车生产和劳工雇佣,并期待与特朗普政府合作。”
  据报道,由于特朗普近期频繁将矛头指向美国制造业,导致汽车行业一直处于重压之下。除了丰田之外,福特和通用都躺枪,美国本土汽车巨头福特也宣布暂时搁置在墨西哥斥资16亿美元建厂的计划。此前,为了吸引苹果等大公司回美国建厂,特朗普也曾开出诱人条件,称将把“资金回流企业的税收从目前的26%降至10%”。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靠振臂高呼“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吸引了不少选票。在地球的这一端,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耿直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戳穿了中国制造业踌躇不前的困境,并指出民营企业选择赴美投资建厂并非个例。随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企业家也纷纷表态,称中国税负太高、成本优势也已不再,群众这才大梦初醒:原来made in China已经不吃香了?
  因此,在特朗普和曹德旺言论刷屏的背后,实质上是中美制造业之争。换句话说,对于未来经济的振兴,中美双方都选择押宝制造业。
  美国凭什么抢走中国制造的饭碗?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寄希望于制造业,是希望借此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并推动国内销售额,以弥补出口下降的损失。
  据汇通网报道,过去10年内,美元相对于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走低,推动了美国出口的反弹。2010年底,美国出口触及历史高位后仍旧一路走高。到2014年,美国季度出口额高达5980亿美元,美国制造业就业率因此得以反弹。
  然而,美元汇率在2016年最后两个月中持续走强,强势美元回归将成为挫伤美国制造业的关键因素。因为美元的走高意味着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海外收入则相对缩水。因此,不少美国制造业企业已经下调了收益预期,并采取措施削减成本。
  有分析师预测,如果美元不进一步走强,预计未来三年,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GDP增速累计为6.3%,但如果美元进一步上涨10%,该增速将为4.5%,而美国制造业受到的冲击将是最大的。
  虽然对于美国资本市场来讲,未来最能获利的领域还是金融业。但美国对于重振制造业的决心,也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已。
  美国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与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联合发布了《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称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将在2020年前反超中国排名第一。
  一直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工和材料成本方面的优势。但据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对民营企业家的调研发现,随着税收水平的逐年走高,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较重或很重。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也迅速攀升,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国家。同时,在土地、物流、电力/天然气和银行借贷等方面,中国和美国相比则不具备优势。
  对于美国制造业自身来说,除了特朗普政府应允的大幅降税吸引企业投资建厂等措施外,美国始终保持着高端制造业在IT、研发等方向的优势。从制造业自身价值链来看,美国制造业也几乎占据了利润最为丰厚的产业,并把低附加值的环节主动配置到海外,让美国制造业能够获取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制造业利润率。而持续领先的创新能力更是其保持优势的根本因素。
  美国有“张良计”,中国也有“过墙梯”
  尽管丰田汽车很快就低头了,但特朗普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和让制造业回流的梦想并非这么容易就能实现。
  中国也已经在积极准备应对措施了。据新华社消息,1月6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包含20条举措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下称《措施》)将在近期正式发布。这些措施已在上月底通过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审议。
  王受文表示:在即将发布的《措施》中,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制造业、服务业、采矿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其中,金融、电信、互联网等敏感行业的开放将在自贸区开展压力测试,进而推广至全国。
  面对“中国利用外资投资的环境恶化”等评论,王受文更是霸气回应,“不要相信这样的舆论。你要相信这样的舆论,你会后悔的。”
  李克强总理近期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也明确2017年继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李克强在会上表示,“从当下看,减税无疑会带来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但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而通过增值税税率简并,来降低制造业17%的增值税税率,是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举措。
  特朗普上台后,虽然中美全面贸易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局部贸易战争不可避免。而库克带着Mac的一条生产线回到美国、野蛮人频繁敲门实体经济、优衣库乔丹等品牌纷纷迁厂去东南亚国家……这一系列变化也使得中国政府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重振制造业了。
  说到底,让美国人重回流水线从事低端制造业,像中国、柬埔寨、印度、越南等国的蓝领那样工作,不太现实。也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资本往低成本、高收益的地方走,这是基本规律,也是导致多年来美国无法重振传统制造业的主要问题。”但通过此次制造业之争,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借鉴美国本土的先进科技以及初创企业经验,完善相应的高端制造技术,实现弯道超车,无疑将会更有积极意义。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凤凰财经、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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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数字

12月PPI大幅攀升创五年新高
 
  12月PPI涨幅继续扩大5.5%,比上月上涨了2.2个百分点,CPI回落至2.1%。PPI大幅攀升创五年新高,剪刀差继续扩大。汇率推升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叠加去产能影响黑色系价格处于较高位置,带动PPI走高。随着工业品价格传导至消费端,2017年我国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防止经济陷入严重滞胀,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中全面发力。
(来源:中宏网)

食品价格拖累12月CPI 需关注PPI带来的物价压力
 
  CPI回落至2.1%,鲜菜受基数以及气温影响跌幅较大。多重因素影响菜价低于历史同期,拖累CPI同比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但春节效应带动的食品价格走高将在一季度显现。非食品价格上涨虽然还没完全传导至CPI,不过,随着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贬与去产能继续维持高强度,进口燃料价格与黑色系产品价格上涨将是2017年上半年CPI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来源: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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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视点

习近平:强化党内监督从严治党
  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推进标本兼治,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

李克强:只有创新驱动才能持续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已到了只有依靠创新驱动才能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徐绍史:预计全年GDP在6.7%左右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表示,过去的一年,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十三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GDP增速都是6.7%,预计全年也可以在6.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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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闻

两办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对这项涉及5500余万专业技术人才的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意见》提出,力争通过3年时间基本完成职称系列改革任务;通过5年努力基本形成全面的职称制度。
(来源:中国馆政府网)

三部委:2018年底完成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国土部、财政部、农业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18年底,完成权属清晰、无争议的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来源:人民网)

银监会:民营银行须严守风险底线
  银监会1月5日发布《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求民营银行加强资本管理,强化资本约束,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来源:银监会)

13部门建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
  近日,国家发改委会同外交部、环保部、交通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建立“一带一路”PPP工作机制,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积极推广PPP模式,鼓励和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相关基础设施项目尽快落地。
(来源: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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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重要的是降低企业的各类负担
编者按:
  “死亡税率”这一夸张的说法,引发了关于企业税负问题的社会热议。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降成本”当是改革的重要内容。降低企业成本的改革和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在企业能力之外着力。“营改增”试点也一直在强调减税,特别是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更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减税政策。但这一政策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减税所带来的实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减税政策一定要结合有效的配套措施进行,否则政策预期落空将产生更多的负面效果。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企业税负问题引起了社会热议。“死亡税率”的说法显然是夸张的,但企业负担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需多方协力加以解决。
  企业负担重的另一面是高成本问题。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降成本”当是改革的重要内容。显然,降成本是任何一家追逐利润的企业本来都会努力去做的。只要是真正的市场主体,都不会放过降成本的机会。企业所能降的成本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成本。企业效率有高低,这决定了不同企业的成本不同,也决定了即使外部条件一样,不同企业也有不同的命运。属于具体企业个性化的负担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些属于市场主体应该自己解决的问题,不是“降成本”改革和政策的着力点。“降成本”应该在企业能力之外着力。
  税负肯定会构成企业成本的一部分。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与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相比,肯定会让企业感受到更多的税收负担。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狭义的宏观税负(只算税收)在世界上也只能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企业研发加计费用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中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等,无一不是在减税。“营改增”试点也一直在强调减税,特别是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更是属于实实在在的减税政策。必须承认,政策从出台到最终落地,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减税所带来的实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这提醒我们,减税政策一定要结合有效的配套措施进行,否则政策预期落空就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效果。减税是相对而言的。企业感受到的是实际税负,因此,所有用名义税负进行测算的减税政策有必要重新加以评估。
  狭义的税负问题相对容易应对。税收征管比政府的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要规范得多,严格得多。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化,减税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狭义的税收负担会更加合理。
  企业税收之外的负担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众所周知,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最终会在房租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不是所有企业要承受同样高水平的地租,但是地租吞噬企业利润问题不可小觑。实体企业为房地产行业集体打工问题不能不加以重视。长此以往,所有的投资者都期盼着成为收取地租的寓公,那么一个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到哪里去追寻呢?从表面上看,不少制造业企业享受到招商引资所带来的低地租收益,但是,企业所雇佣的员工又哪能不考虑住房支出呢?
  从表面上看,地租收入流向了房地产企业,但从根源上看,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源在土地财政模式上。以卖地为中心的土地财政模式,使得各级政府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凭借土地实质上的地方所有制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租金收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的是降低地租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土地资源本来就是大自然赐予的,真正创造财富的人的劳动,应该让创新能够分享更多份额的收入。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所必需的。
  这几年,政府取消了许多收费和基金项目,无疑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负担。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从现实来看,各种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需要逐一打开,分析这些收入项目是否还有必要存在。现实中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并不妨碍具体支出与特定收入的相互挂钩。收入与支出应该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需要一一分析。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更是专款专用,但一些项目的设立年头已久,多次续期是否还有必要,不能不深入讨论。在特定时期,特定的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保障了必要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当公共服务提供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或者税收收入完全能够满足支出需求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行政性收费同样如此。政府支出与各类收入应该对应。各类预算收入应该尽可能统筹使用。国企分红和利润收入就应该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由此可以降低征税收费和基金征收的压力。
  现实中企业的负担有相当部分是隐形的。它们以市场服务收费的形式存在,企业支付价格从而享受到一对一的服务。形式上的公平不能掩盖实质上的不公平。一些行业协会的收费,并不是随行就市的收费,而代表的是协会背后的政府部门的力量。这样的行业协会,实际上是独家垄断经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收费时大有占领高地,振臂一呼,就要企业响应之感。解决这种问题需要切断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需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有些收费项目不是行业协会在操办,甚至是以企业或中介机构的市场化业务的形式存在的。但是,这类企业或中介机构可能是所谓“潜规则”的具体执行者,背后仍然是政府部门或某些官员的力量。说穿了,这里仍然是权钱交易,只不过交易不再是企业或中介机构与官员之间直接进行的,甚至要从这里顺藤摸瓜一下子还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但是,交易各方心知肚明。解决这种问题,需要的同样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市场化改革不充分,也让一些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利用自身垄断或准垄断地位,收取高额费用,而增加一般企业的负担。能源资源产品和一些公共服务高定价的背后,会让企业负担加重,这里需要的是价格体系的理顺。融资难融资成本高问题的背后,有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不够的因素,这里需要的是放松金融规制。
  从解决问题的途径来看,我们可以试着去解剖企业的各种负担,去寻找企业的各种支出的真正去处。当沿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般的企业对有影响力的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又岂敢说三道四?而当等到问题发生时,往往是企业已经无法承受了,企业可能就会进入快速死亡通道。因此,解决问题之道仍然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以政府主动改革取代各种“倒逼式”改革方案。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作为市场细胞的企业,不能因为企业之外的各类负担太重而无法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我们不能陷入无畏的争论:这项负担高吗?那项负担高吗?都说不高,都说自己不是让企业不能生存的因素,可是即使是很低的标准,数量多了,积少成多,结果会是什么?正常情况下,一根稻草压不死企业,一捆稻草压不死企业,可是,企业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再加一根,再加一捆试试。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政府应该与企业同在。重要的是降低企业的各类负担。没有企业,就没有税收收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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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监察体制改革
  在最近刚结束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再次被强调。事实上,2016年11月8日起,相关试点工作已经在北京、山西、浙江三地展开;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也已经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工作开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有力推进,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作为一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就需要对以往相似案例的借鉴与学习,从而避免走弯路。那么,从全球视野来看,这项正在行进中的重大改革是否有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呢?
  独立机构模式:香港廉政公署
  “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ICAC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廉政公署。香港的廉政公署以其“三管齐下”的肃贪策略而闻名。执行处、预防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三个部门相互配合,实施完整的肃贪策略。然而,这一机构的建立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从1948年港英政府设立肃贪机构至廉政公署的成立,这个过程历经了26年的时间。期间,港英政府共设立了三个机构,颁布了三部肃贪法律。而真正到1974年廉政公署的成立,才扭转了香港贪腐盛行的局面。在1974年廉政公署建立之前的这些反腐败机构之所以一直未能有效肃贪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肃贪机构都是隶属于警察系统内部的。警察机构体系庞杂,反腐败机构受到层级影响,权力分散;其次,警察系统的腐败是当时香港最为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把反腐败机构置于警察系统内部,会触及警察自身利益,缺乏独立性。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隶属于警察系统的历届反腐败机构并未真正有效地完成打击腐败的工作。而廉政公署的设置,最为显著的就是反腐效率的提升。这种将反腐败的权力集中设置在一个专门机构产生出的高效,也是香港腐败治理的成功所在。
  香港的这一经验也表明,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将分散的机构统一,有利于整合资源,集中权力进行有效的反腐败工作。但另一方面,反腐败机关也需要注意对自身权力的制约,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对反腐败机构自身的权力进行合理地制约与监督,还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就像十八届六中全会所说的:建立健全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党内监督体系。国家监察机关也应该接受上述提到的党内监督体系的制约,此外还要接受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
  监审合一模式:墨西哥等国经验
  除了以香港为代表的这种独立机构模式外,国际上还较为流行一种行政监察模式即监审合一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将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财务审计机关合一。实行监审合一模式的国家有韩国、蒙古、波兰、墨西哥、芬兰等国家。其中,墨西哥监察部是监审合一的监督模式的典型案例。
  墨西哥的监察部拥有监督公务员、行政监察、财务审计等多项职能。监察部是隶属于联邦政府内部的专职部门,但它同时有两个部门组成。其中,一个部门主管行政监察,另一个部门主管财务审计。实际上,这两个部门的职能独立,但互相配合,主管财务审计的部门需要将审计信息共享给主管行政监察的部门。这样的模式一方面保证了国家行政监察的统一性和专职性,将行政监察与财务审计有机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得两个相对不同的职能得以分离。监督与审计职能的整合模式能够拥有较为广泛的监察职能和管辖范围。不仅监督公务员职责、政府绩效,还能够审查政府部门预算执行和财务收支情况、公务员财产申报、公共工程。
  这样的模式能够将行政监察与审计职能整合在一起,拥有广泛权限,但却更注重事前监察和财务监管。就我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来看,审计部门未纳入监察委员会。从审计的职能看,它涉及到经济监督、经济评价以及经济鉴证,还要审计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财政收支以及企业财务收支等。审计的功能并不全都是反腐的。因此,不将审计纳入也具有合理性。
  如上列举的这些国家的典型个案提供的实际是一种思路的借鉴与学习。从我们自身而言,最好的学习实际上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创新与改进。无论是香港的廉政公署模式也好,还是监审合一的模式也好,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是将较为分散的机构进行整合、统一,从而提升效率,提高权威,赋予新的监察机构以独立性和权威性。无疑,这既是遵循国际发展趋势的,也是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
(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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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药养医”须多管齐下
编者按:
  近日,多家大型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等原因而陷入亏损。社科院预测最晚到2018年,大量公立医院甚至包括大型三甲医院都会亏损。在推进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的同时,应加快推进财政、医保、医疗控费、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步伐,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

  破除“以药补医”体制的医改刚刚开始,就有多地公立医院齐声喊亏。就像刚断奶的婴儿,母乳一停,即刻喊饿。有资料显示,“以药补医”始于上世纪50年代,是国家为弥补医药卫生事业经费不足制定的政策,即允许医院销售药品时,在进价基础上加价15%。历经了大半个世纪,这一体制不仅没有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深深影响着医疗卫生体系的全产业链,这一政策也被逐步演化成一种逐利机制,医生乱开处方、滥用抗生素等,导致看病贵,瓦解医患信任,以至于到了今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医疗改革方面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并不少见。
  造成过分依赖“以药补医”的原因,主要还是公立医院主导体制与市场经济过分兼容,以至于到了取消药品加成后,在政府投入不足、新的补偿机制未完善的情况下,医保控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医保、财政没钱补贴等导致公立医院收入减少、成本居高不下,最终走向亏损。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医院必然面临困难,甚至举步维艰。
  事实上,破除这种扭曲的补偿机制并不容易。长此以往形成的逐利惯性,一时难以打破,即使是破除了“以药补医”的体制,还要防止医疗机构向其他方面多收费、乱收费的转化,比如一个简单的阑尾炎手术就可做多达五六种以上的身体检查,单以“各种检查”为名的收费竟高达几千元,给患者造成了不必要负担,也是一个不忽视的问题。
  目前,公立医院是百姓看病的主要去处,调整医疗资源分布、促进医疗服务公平性、提高医疗服务绩效,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看病方便了,看病便宜了,主要还要依靠公立医院的改革。公立医院不可弃医患关系于不顾,拿“公立”身份“任性”地到医疗市场去逐利,公立的核心就是去利化而给百姓的医疗权以保障。当前,要想破除“以药补医”的医改措施达到效果,就需要在取消药品加成后,政府采取多管齐下的举措,既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又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提高政府补助幅度,加强内部管理遏制铺张浪费来缩小亏损面。当下“以药补医”这一体制正处于改革的磨合期,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公立医院,应尽力避免变相涨价、过度医疗等问题,使这一改革得以实行。
(来源:中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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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挤泡沫不是短期能完成的
  日前,国家政策层面再次强调“抑制房地产泡沫”。2016年12月21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而稍早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在任何一个国家,去房地产泡沫都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在全球范围,房地产同时具备着居住和保值增值的双重属性,当然,风险也会在此之中并存。大部分国家重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往往都会成为一些金融机构资产配置的重要标的。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泡沫,但无论我们怎样去挤泡沫,房价也不可能跌到真正的白菜价,这是因为房地产本身就具备保值增值的属性。在正常情况下房价会一直保持着平稳增值、上涨的趋势。
  但从历史情况来看,也有部分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崩盘。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但我们需要明白,日本房价崩盘的原因是房价非理性地疯狂上涨。因此,从长远趋势来看,只要房价没有出现过量的上涨,只要货币秩序没有改变,那么市场的房价也就会一直呈现上涨趋势。
  从人们的投资心理角度来看,资金往往都会流向风险较低且回报率相对较高的地方。在可支配收入开始增多的情况下,人们的投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各种资金也会分流进入各种市场。综合来看,房地产一方面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具有保值性,同时还可以通过杠杆形式进行投资,相比而言是相对优质的投资品种。
  想要弱化房地产的投资属性,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种是行政手段,一种则是市场的优胜劣汰。行政手段就是当前各地已经陆续出台并且在不断升级的限购措施,以此防止外地炒客对某些房地产活跃的城市进行炒作。这些政策方式,无外乎都是限制非本地户口或缴交社保时间不足者购房,提升按揭购买二套房甚至是首套房的首付比例。
  而市场优胜劣汰的方式,就是增加更多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产品,以降低人们对房地产的投资热。这种方式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难,因为就当前市场而言,我们基本上找不到低风险、波动小、收益率高的项目。当前,初创型企业的存活率还比较低。如果初创型企业发展向好,存活率显著提升,随着越来越多造富神话的增多,必然会吸引等多的投资者“看不起”房地产市场而参与到创业投资当中。
  这也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合理的方式来振兴实体产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财富的机会和投资机会。随着人们的生活压力逐渐降低、投资范围不断扩大,自然会令房地产市场的诱惑力逐渐降低,那么泡沫就会逐渐减少,房价也会回归到理性的价格区间。
  一些城市房价之所以会出现上涨,往往是因为这些座城市的综合能力在不断增强,形成了较强的发展产业链,能够吸引高水平人才、高端企业等各种资源不断进入。由于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数量较少,在全局上出现了资源分配极不合理的情况。经济发达的城市人均拥有住房极少,但三四线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人均住房拥有率却较高。如果政府能够为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引入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和中高端企业,一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二能够消化掉当地过剩房地产库存,三能降低一、二线城市住房市场的压力。
  由此可以看出,挤掉房地产泡沫,去除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不仅是住建部的任务,更是一个整体的和事关全局的经济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大众共同努力。只有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均衡发展,才能渐渐令房地产市场恢复理性、实现均衡。只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但这不是不去务实地推进问题解决的借口。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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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技与社会发展的两点启示
编者按:
  对比长江三角洲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给京津冀的启示有两点:一是更多地依靠市场驱动的模式;二是正由资源能源驱动模式逐步转化为科技创新驱动模式。

  京津冀科技与社会发展现状
  从科技投入上来看,2014年北京R&D经费投入强度为5.95,远远高于天津的2.96和河北省的1.06。北京在研发经费投入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上均高于天津、河北两地,这与战略性地位有关。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投入大,科技人才云集,原始创新能力强;天津作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科技研发经费与科技人员的投入上虽低于北京市,但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强;河北是全国的工业重地之一,优势在工业发展上,在研发经费与科技活动人员的投入上与京津两地有较大差距。
  从科技产出上来看,从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看,2014年北京占比最高,为31.12%;天津占比12.44%;河北占比最低,为11.36%。北京SCI、EI、CPCI-S收录论文的数量全国排第一。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现了区域创新竞争能力的强弱。在高技术企业数量、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上,北京与天津相当,河北仅为天津、北京两市的1/3左右;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平均利润指标上,天津不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北京、河北;在人均业务收入上,北京略高于天津,是河北的近2倍;在人均利润上,北京与天津相当,但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无论论文数量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均与京津两地有着显著差距。
  从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来看,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上,北京近年来一直稳步上升,天津一直以99%以上的利用率排名全国第一,而河北却在40%左右,排在全国的末端。从排放量上来看,北京、天津两地远小于河北,河北2014年虽有小幅下降,但其排放总量始终排在全国首位。
  从经济发展看,河北的GDP比北京市和天津市高,而河北的人均GDP最低;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天津的又高于河北。
  从生态环境看,河北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GDP电力消耗量都远高于北京和天津,天津的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和单位GDP电力消耗量率高于北京,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河北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最大,从而使得在经济发展时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近年来出现的雾霾天气增加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人口素质看,2006—2012年北京实际人均人力资本一直高于天津,天津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高于河北。总体而言,三地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北京增长幅度最大,由2006年的40.1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80.5万元,年均增加6.73万元;天津实际人均人力资本由2006年的33.8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56.3万元,年均增加3.75万元;河北的增长幅度最小,由2006年的14.5万元增加到2012年20.9万元,年均增加1.07万元。三地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并且差距越来越大。
  长三角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启示
  为了找到京津冀科技与社会发展更好的模式,我们对比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与社会的发展。采用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以及科技对社会影响三个维度衡量科技发展水平。科技投入从区域科技的R&D经费、科技活动人员两方面进行评价;科技产出从技术合同成交额、专利授权量、出口额、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数5项指标评价;科技对社会影响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邮电业务总量、百人固定电话移动用户数、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数、社会劳动生产率、万元GDP综合能耗7项指标衡量。
  在社会发展上,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和社会安定五个维度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环境衡量指标——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储蓄总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五个方面;生态环境的考核衡量指标——垃圾无公害处理率、污水处理率、林木绿化率、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4个重要方面;生活质量衡量指标——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生活用电量、每千人口职业医师数四个主要方面;人口素质衡量指标——学龄儿童入学率、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人均受教育年限四个主要方面;社会安定的衡量指标——公安机会刑事案件立案数、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火灾事故发生数、万人拥有律师数四个重要方面。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2009—2013年,长江三角洲科技与社会发展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上海的协调度从2009年的0.4563上升到2013年的0.6481,从初级协调发展为中级协调;江苏的协调度从2009年的0.5832上升到2013年的0.8709,经历了初级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三个阶段;浙江的协调度从2009年的0.4668上升至2013年的0.6835,所经历的协调阶段与上海一致,分别为初级协调、中度协调两个阶段。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科技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呈现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特征,形成了较好的良性互动,区域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不断提高。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年协调度增长率分别为9.34%、10.62%和10.64%,长三角地区整体协调增长呈现较为均衡和稳定的态势。
  可以看出,在长三角城市群,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并未出现较大的差异,而且长三角省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缩小——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从前面京津冀科技与社会发展分析看,河北与北京、天津差异较大,尤其是科技发展差距明显。对比长江三角洲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给京津冀哪些启示呢?
  启示之一:长三角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模式,更多地依靠市场驱动的模式。政府的介入和安排相对较小。尤其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其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先进技术对江苏、浙江存在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拉动了整个长三角发展模式的升级。
  启示之二:长三角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模式,正由资源能源驱动模式逐步转化为科技创新驱动模式。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江苏、浙江科技发展水平均较高,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科技与社会发展是科技创新驱动型的,天津正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型,河北的发展还主要依赖传统要素资源的投入,尽管河北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曾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河北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为京津冀的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
(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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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为何能跳出高房价魔咒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如果要总结城市发展经验的话,一是深圳,二是重庆。为何只有20年历史的直辖市重庆值得研究,因为重庆不仅创造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经济增长速度奇迹,而且重庆作为内陆城市开创了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奇迹。
  在经济增长速度上,2008年后重庆一直保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增长速度前三名,而且产业结构在高增长中得到了优化,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异军突起,重庆成为了世界IT产业重镇。
  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与此同时,重庆的房价无论从统计数据还是居民的感知中,都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2010年至2015年,重庆房价的涨幅是12%,而全国10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平均涨幅为22%。
  那么,重庆为什么能做到,以一个GDP增长连年排名前列的核心大城市,又能将房价控制在普通二三线城市的水平,最终减少市民的房屋消费负担,给未来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
  昔日重庆
  因建设长江三峡电站而于1997成立直辖市的重庆,有不同于全国其他城市的四个方面特点:一是重庆虽为直辖市,但有一个省或自治区的面积,重庆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京津沪三大直辖市面积总和,而且超过了台湾、海南、宁夏等省、自治区面积;二是重庆虽然城市,但成为直辖市时的重庆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70%,且重庆是一座人口净输出的城市(虽然近年人口净输出数量呈大幅减少状态,2015年净输出人口仍达355.29万人);三是重庆为中国发展最不平衡城市,既有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区,又有大片列为国家贫困地区的山区县、库区县(其中,列为秦巴山区贫困县5个、列为武陵山区贫困县7个),是直辖市中拥有少数民族原住民最多的城市,是具有中国西部地区“老、少、边、穷”特点的城市;四是重庆有大量国有工矿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汽车、军工、化工等支柱产业,是具有“东北特色”的城市。总之,直辖市重庆是一座城乡割裂发展的城市、一座背负沉重包袱的城市、重庆是一座集“东北发展问题”(老国有企业多)、“中部发展问题”(农村富余人口多)、“西部发展问题”(少数民族多、贫困地区多)三位一体城市,重庆是一座“供给”满足不了“需求”的城市(重庆公共服务到处“欠债”)。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
  也许客观上,在21世纪初中国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化和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业化狂欢中,重庆包袱过于沉重,重庆虽有条件但没能力介入这场世纪狂欢;但更应看到条件和能力远不如重庆的众多城市都介入这场世纪狂欢,最终变成了一座座“鬼城”。由此,重庆的房地产价格虽然保持了与直辖市不相适应的价位,但重庆为企业营造了经营成本低的发展环境,为人的城镇化创造了交易成本最低的发展模式。
  曾经的重庆,主要产业不外乎钢铁、煤炭、化工、有色金属、军工等重化工产业,但在全国重化发展鼎盛时期,在钢铁行业、煤炭行业、化工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狂欢中,重庆悄无声息地实现了支柱产业转换,重庆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实体经济,依靠的是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重庆供给侧结构调整在产业发展上就是做加、减、乘算术,让供给侧既要满足市场需求,更要领先于市场需求。重庆的高明之处在于,传统产业处于发展鼎盛时期悄无声息做减法,高技术产业做加法,新兴产业做乘法。
  由此,在当前传统行业钢铁、煤炭处于全行业产能过剩背景下,重庆依靠汽车产业“黄金十年”(2004-2015),2015年汽车产量做到了全国第一,汽车产量达到了260.9万辆;依靠承接沿海产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几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2015年重庆电脑出货量仅次于四川,以城市排名达到第一,产量达到6180.8万台,手机出货量达到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河南,产量达到17605.1万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成为重庆两大最为重要产业;依靠高校、科研院所优势,重庆在新材料、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页岩气、电子核心部件等领域,实现产业间互联互通,也产生“化学反应”,成为了重庆蓄势待发产业。
  退潮时方能看到谁在裸泳。重庆高明之处还体现在虽然重庆还处于投资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但重庆的投资重点不放在房地产方面,而是放在了实体经济领域、基础设施领域、民生领域,重庆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建立在房地产高涨价基础上,房地产投资严格控制在固定资产投资25%(+-3%)左右。
  在城镇化发展方面,重庆以人的城镇化为出发点,降低供给侧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投入产出效率。重庆2007年起推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点,坚持了城乡土地资源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发展统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统筹。
  从某种程度上看,重庆真正做到了系统性地从经济和民生两个维度去调控房地产市场,实现人的城镇化。
  很多人都提到土储平台、地票制度、保障房制度、房产税制度,共同创造了重庆成功控制房价的氛围。总结成一条就是,综合考虑房地产市场的长短期特点,控制房地产市场宏观层面的供求关系。比如重庆市政府在长期管理实践中总结出的25%原则:全市每年房地产投资不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25%,以达到供求的平衡。
  重庆通过流动“地票”形式实现建设土地指标向城镇集中,资金向进城农民倾斜,从而有效地使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大众创业,重庆推行人的城镇化是有就业、创业、住房保障的城镇化,解决了“人往哪里去”的问题;重庆通过集中城镇化,产生财富效应,使城镇级差地租升值,使政府投融资平台掌控资产升值,使社会资金进一步进入城市建设和实体经济,从而有效锁住了资金外流和社会资金“空转”,降低了资金交易成本,这就解决了人的城镇化过程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这一系列做法,作用在于:一是降低了实体经济企业经营成本;二是回乡农民工能在重庆买得起房屋;三是社会资金、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制造分流”的双重挤压背景下,重庆的做法值得总结、值得肯定。
  重庆样本特殊性
  重庆做法不能称为模式,因为其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一个人在一个城市主抓经济15年,这绝对堪称当今中国政坛上“奇迹”。黄奇帆到重庆任职于2002年,当时的重庆处于中国城市“政治高位”、“经济低位”,而且重庆与中国所有城市都不同,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人口”特点。如何在经济发展上打破僵局?
  其主抓经济的成功之处在于:真正做到了城乡统筹发展,这统筹包括统筹资源(土地)、统筹基础设施、统筹产业、统筹社会保障;做到了产业顺利转型升级,他通过《世界是平的》一书启发,主攻IT产业,搭建渝新欧陆桥通道,并成为国家长江经济带上游核心。在中国的官员中,黄既具有全球的视角,又具有把政策落地的才能,这也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特例,但这种样本值得研究。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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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变量”考验特朗普对俄政策
编者按:
  近来,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关系出现耐人寻味的动向:一方面,俄美关系似乎有望回暖,俄总统普京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互释善意;另一方面,北约和美国继续推进在中东欧的军事部署,以震慑俄罗斯。一边缓和,一边派兵,这种看似矛盾的局面既反映了北约集团的内部分歧和不同主张,更暴露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远非一朝一夕或凭一人之力就能改变。可以说,只要北约这一军事联盟依然存在,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就很难真正停止,这将深刻考验特朗普上台后的对俄政策。

  2017年1月,美军一个装甲旅将增派到欧洲,先在波兰训练,然后派出连级部队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已有两个美军战斗旅部署在欧洲。同期,在北约框架下,根据2016年7月华沙峰会的决议,一支约4000人的北约多国部队正在加紧组建,将在今年年内部署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兵力不多,但这次突前部署只是北约下的其中一步棋,背后是更大规模的指挥和作战系统改革与调整,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北约在欧洲东线的军事能力。
  美国和北约增兵中东欧的计划,已引发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和反制,而这只是双方在欧洲博弈诸多分歧中的一个。
  在乌克兰危机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多次强调,北约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俄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北约谴责俄罗斯对乌东部局势动荡负有责任,并呼吁各方全面落实新明斯克协议。
  北约东扩方面,北约仍坚持冷战之后的“门户开放”政策,除确定黑山成为第29个成员国外,还把格鲁吉亚及巴尔干半岛国家马其顿、波黑列入重点“发展对象”。北约东扩抢占“冷战胜利的果实”,挤压和侵蚀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无论是2008年俄格战争,还是2013年乌克兰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俄罗斯反击北约无止境扩张的结果。
  反导问题上,北约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具备“初级的作战能力”,计划于2020年完成部署。俄方对此坚决反对,一是担心自身战略威慑能力受损;二是认为北约反导系统其实“攻防兼备”,可发射远程巡航导弹;三是担忧地缘政治变化,比如部署反导基地的波兰、罗马尼亚等国更加倒向西方阵营。
  深层矛盾不变
  2003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原本“相对正常”的北约和俄罗斯关系跌至低谷,互把对方定位为“敌手”,争斗愈加激烈,在中东欧一线形成紧张的军事对峙局面。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20多年间,北约和俄罗斯不断上演这种“先缓和、后紧张”的戏码。20世纪90年代,北约和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签署合作文件,但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后,俄中断与北约合作关系。“9?11”事件后,北约和俄罗斯关系开始恢复,2002年在意大利举行所谓“埋葬冷战”的首脑会议。但双方在北约东扩、反导系统等方面的分歧不断积累和激化,直到2008年俄格战争爆发。2010年俄和北约关系再度缓和,然而不久,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
  北约和俄罗斯关系跌宕起伏的背后,是双方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俄罗斯希望再次走向强盛,这恰恰让许多北约成员国难以接受,特别是美国和中东欧国家。因此,北约长年奉行“遏俄”、“弱俄”战略,尽管俄多次释放和解信号,北约始终视其为战略对手,不断打压遏制。此外,北约出于“存在感”考虑,也需要树立乃至强化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从而夯实成员国之间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
  1月20日,特朗普将就任美国总统。有观察人士认为,这将给美俄关系带来转机,进而影响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特朗普在竞选中曾质疑北约的作用。但事实上,特朗普并非要放弃乃至解散北约,而是希望欧洲盟国承担更多费用和责任。这其实也是奥巴马政府的一贯主张。
  美俄关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但后者显然更为复杂:美国不得不考虑欧洲盟国的立场,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则坚决要求美国履行其对盟国的安全承诺。特朗普上台后,虽然不能排除北约和俄罗斯关系再次缓和,但只要双方深层矛盾和战略分歧存在,北约就不会放弃削弱俄罗斯、蚕食其地缘战略空间的战略,而这反过来又会对美俄关系改善程度划定“边界”。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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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际金融市场超预期严重
  展望2017年的国际金融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2016年后续影响将会继续,不确定因素中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放大;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继续受到关注,全球利率与汇率的风险组合将加剧市场险恶程度,投机环境更加艰难。
  预计2017年的国际金融市场超预期严重,突发事件进一步加剧震荡。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危机失控的概率有所上升。
  美元贬值路径不变,但调节灵活加大。预计美元2017年上半年的贬值将会加大,急速与快速的调整将有利于美元风险的消化与纠正,预计美元指数将在99-94点之间回调,甚至有进一步下探92点的可能。预计美元2017年下半年将面临动荡不确定状态,升值与贬值迂回加快,受制欧元不利因素的升值加大,但自己经济利益的贬值诉求明显,预计美元指数区间在106-96点。由此,其他货币升值机会增加,加元、澳元、新西兰元、英镑、欧元都有较强的表现,但也会有较快的贬值,受制美元因素,随从经济状态,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差异作用凸显。
  股票价格两难纠结,但上涨趋势不变。预计2017年全球股市上涨局面难以持续,有涨有跌阶段性与分化性较为明显。其中美国股市震荡起伏将会加大,道指继续上涨20000-22000点依然有动力与空间。但是美股下跌调整也会较大,道指跌破20000点,甚至跌至16000点都有可能。预计欧洲股市波动加大,分化走势将会明显,其中英国、德国上涨势头将会突出,法国、意大利以及更多国家不景气的修复将会明显,欧洲板块的忧虑与风险较大。亚洲板块的日经指数将会上涨扩大,新兴市场和新新兴市场股市上涨凸显。拉美、中东以及非洲股指参差不齐,东欧股市负面压力较大,变数很大。
  黄金价格高涨不变,但震荡区间扩大。预计2017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周期将继续扩大,黄金期货指标将会继续上行至几个关口的突破,1200美元、1300美元,甚至1400美元都有可能出现,但高点的稳定受到的压力较大,震荡区间将会明显。助推黄金价格的因素集中在美元贬值的调节修正上,包括欧元区风险乃危机氛围的紧张。尤其是近期德国黄金赎回的迹象表明欧洲大陆的风险应对急切,加之地缘政治压力进一步扩大,恐怖袭击、政局不稳以及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等,这都会加紧刺激黄金价格高企。预计全年黄金价格区间在每盎司1110-1380美元,黄金价值投资以及黄金避险功能将会有效发挥。
  石油价格以涨为主,但下跌也会出现。预计2017年国际石油期货价格将呈向上高涨趋势,但区间波动依然会加大。预计纽约原油期货价格高低区间水平在每桶38-82美元,预计伦敦原油期货价格高低区间水平在每桶42-86美元。全年刺激石油价格高涨的因素在于OPEC的减产效应、美元走势的复杂程度,其间,石油价格与美元的正相关与反相关错落而行十分诡异复杂。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效益、国际石油合作关系以及地缘合作新动向或都将有利于石油价格高涨。特别是主要产油国未来关系变数与格局重组将是石油价格涨跌的重要因素。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因素的重要需求,即通胀环境迎合加息对策,扰乱与打乱全球利率政策取向的两难抉择,或更有利于美联储加息的理由与方向。
  利率趋势十分复杂,但利差因素拉大。2017年全球利率分化将继续加大,美联储加息次数或多于美联储2016年底预计的3次,未来加息将有达到4-6次的可能。一方面是美联储利率战略高瞻远瞩,占据利率高点的诉求将会使得美联储加息加快步伐;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加大,石油引致的通胀预期是未来利率的难题。尤其是欧洲央行面临的困境与风险较大,央行信誉下降将导致欧元解体加快。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利率思路与体系的困顿将明显,不利因素将加大利率抉择的艰难性。当前全球对流动性过剩的风险较为关切,利率杠杆的正常化引起重视,低利率和零利率以及负利率的潜在风险将是未来美联储引领的重要背景与基础,加息趋势势必加剧财富竞争、资源竞争以及产业竞争。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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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焦点
揭秘中美争夺制造业的背后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靠振臂高呼“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吸引了不少选票。在地球的这一端,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耿直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戳穿了中国制造业踌躇不前的困境,并指出民营企业选择赴美投资建厂并非个例。随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企业家也纷纷表态,称中国税负太高、成本优势也已不再。因此,在特朗普和曹德旺言论刷屏的背后,实质上是中美制造业之争。换句话说,对于未来经济的振兴,中美双方都选择押宝制造业。
 
[一展宏图]
12月PPI大幅攀升创五年新高
 
  12月PPI涨幅继续扩大5.5%,比上月上涨了2.2个百分点,CPI回落至2.1%。PPI大幅攀升创五年新高,剪刀差继续扩大。汇率推升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叠加去产能影响黑色系价格处于较高位置,带动PPI走高。随着工业品价格传导至消费端,2017年我国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防止经济陷入严重滞胀,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中全面发力。

食品价格拖累12月CPI 需关注PPI带来的物价压力
  CPI回落至2.1%,鲜菜受基数以及气温影响跌幅较大。多重因素影响菜价低于历史同期,拖累CPI同比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但春节效应带动的食品价格走高将在一季度显现。非食品价格上涨虽然还没完全传导至CPI,不过,随着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贬与去产能继续维持高强度,进口燃料价格与黑色系产品价格上涨将是2017年上半年CPI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专家视点]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改革要降低体制成本 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不断上升的体制成本,现在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GDP和劳动力价格远不如税收、社保缴纳和政府收入涨得快。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牛锡明(交通银行董事长):发展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是最好的选择 在经济下行阶段,信贷需求不足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的双重压力下,信贷利差已经不足以支持银行基本的利润增长要求。面对蓬勃发展的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通过资管渠道投资股权,可以开辟银行投资股权的合法途径,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依赖信贷收费的息转费投行模式,从而为商业银行公司金融转型找到了理想途径。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税负改革要要加和减一起做 在稳定乃至适当降低宏观税负前提下,可以一方面进行结构性减税,选择一些特定税种削减其税负水平,比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加税,即开征环境税弥补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取得“双重红利”,即在不增加甚至降低宏观税负的同时,以更高水平的结构化税收负担调节机制所代表的有效制度供给,来促进实体经济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赵锡军(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供给侧改革要围绕提升消费品质量和增加公共服务质量展开 现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提升基本消费品的供给质量,做精做细;二是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量,给百姓提供基本保障、满足百姓精神和心理需求、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前者涉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新产业发展;后者则涉及医疗、教育、社保、住房、就业等更复杂的民生问题。这就决定供给方面的改革要形成更加灵活的市场化的供应方式,同时持续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积累更多的创新能力,开发出更多原创技术和产品。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企业在今年应先活下来 今年不是赚钱的年头,而是求生存的年头,先活下来再说。企业应该把债务水平降下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负债过高对国家经济是个风险,对企业也是风险。高负债的问题主要不在财务费用,而是现金流管理。债务意味着稳定的现金流出,如果没有稳定的现金流入相匹配,企业就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国内要闻]
一线城市深步入存量房时代 中国指数研究院1月4日在上海发布的《中国房地产市场2016总结与2017趋势展望》显示,由于一线城市土地资源稀缺,新房供应日趋减少。大量购房需求已转向二手房市场,存量房交易量不断扩容。未来二手房成交主导市场的趋势将不断强化。
未来五年将以价格杠杆促节能减排 国务院近日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了“十三五”节能减排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对全国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值得一提的是,在未来五年要大力通过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已成为业内的共识。而在完善价格收费政策方面,《方案》提出了推进开征环境保护税,完善排污权交易价格体系等具体措施。
就业严峻困扰2017年 2016前11个月,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达51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2.2%;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15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28.3%。不过,2017年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化解过剩产能导致的职工分流、人和岗位不匹配等问题将依然存在。
有人驾驶氢燃料电池飞机试飞成功 近日从中科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架有人驾驶氢燃料电池试验机日前在沈阳试飞成功。飞机飞行高度320米,全程零污染排放。至此,我国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2017“三策联动”加力有效投资 据悉,今年将加快启动实施“十三五”重大工程建设,对于重大水利、铁路等大型项目,将建立快速审批通道,并通过出台相关国家政策优先保障土地供应和融资安排。在2017年,“十三五”重点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民间投资将分别获得系列政策支持。具体的投资方向,瞄准了异地搬迁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的领域。

[国际要闻]
日本基础货币量再创新高 日本银行(央行)1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日本基础货币量达到437.43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6日元),为连续第10年增加,再创历史新高。日本基础货币量包含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以及在社会流通的货币。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金融机构在日本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为330.23万亿日元,比2015年末增加约30.5%;社会流通的货币总计107.2万亿日元,比2015年末增加约4%。
美国非制造业去年12月继续扩张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1月5日发表的报告显示,去年12月美国非制造业活动继续扩张,增速保持在一年多来高位。数据显示,去年12月美国非制造业活动指数为57.2,与前月一致,为2015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该指数高于50代表非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则意味着非制造业活动收缩。
中日韩时隔九个月重启自贸谈判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一轮谈判1月9日-1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谈判距离第十轮谈判已经间隔超过9个月时间。为期三天的谈判中,三国将就关税、原产地规定、货物贸易方针、服务贸易自由化方式等核心问题及详细落实方案进行集中讨论。三国还将正式启动有关金融、通信等领域的磋商。
英国家庭负债迅速增长 英国工会大会1月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英国家庭负债增长迅速,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英国家庭平均无担保债务达到12887英镑(1英镑约合1.23美元),比2015年同期增长1117英镑。报告显示,2016年三季度末英国无担保债务达到创纪录的3490亿英镑,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前2900亿英镑的峰值。目前无担保负债占英国家庭总收入的27.4%,也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
中美经贸促进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美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有利于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如今中美经贸关系已支持约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这份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咨询社完成的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货物和服务出口市场,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2015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共1650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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